榕城旧事:福州民居--居安里8号
2014-07-30 1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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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民居--居安里8号

 

秦威

 

 

在闽江边的南台梅坞顶上,有一条僻静的石板小巷,微微倾斜的坡路将人引入一个绿荫院落。

一对黑色的大门,经年常关,平日里只有一扇小门供人进出。院落里有一幢陈旧的英式红砖楼房,楼房周围生长着数十棵成荫的荔枝树和龙眼树,小墙外有一口漂着绿萍的池塘,夏日里,树头果实累累,蝉鸣阵阵,碧水里蛙声四起;大树下有一口水井,每当晨曦初露,井台边总有一两位中年妇女在忙碌着挑水涤衣淘米洗菜。

这是一处平常而静寂的民居,但这又是一座不平凡的民居,因为在本世纪40年代,这里的主人曾经为中共福建省地下省委提供了一个活动地点,生活在这里边的一位青年——杨申生,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夜为他投身的革命事业而捐躯。

这座院落的门牌号是“居安里8号”。

在19世纪末某英商洋行在这块山间的平地上兴建了这座南朝北,颇有气派的小洋楼。小洋楼的面前是一块大约4亩的空地,其中曾有一个网球场与大片的花园。小楼的正南是一道宽约三公尺、近二十层的青石台阶,台阶的上方是一片6个平方的平台,这个平台也是双层的结构,其上有个大阳台。小楼设置有双层的门窗,外层为木制的百页窗,内层才是花玻璃的门窗。二层楼房的南北面均是一直二公尺宽的走廊,这前后走廊之间是前后厅和左右的4间房。

这座楼于本世纪初被原民国海军将领杨砥中购置。

杨砥中中将与他太太杨赵璧育有一女二男,杨耀惠(我的外婆)、杨申生和杨建生。杨将军因当时国民革命军中派系与政见之争,于二十年代在上海被不同派系的特务暗杀。杨家的后裔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杨老夫人率家人在停于上海的杨将军的棺前守灵的大幅照片。

杨将军去世后,杨老夫人闭门谢客,哺育子女,杨申生和杨建生兄弟考入福州英华中学。但杨申生在这家教会学校中却与中国共产党人相遇了,他以学生运动积极份子的身份,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组织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9年,杨申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福建省委的一员,在他的宣传动员下他的母亲杨赵璧、他的这个有特殊背景的家庭,毅然支持着这个急进的革命家,不但时常接济经费,还在这个深宅大院中为中共福建地下省委的要员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港湾。居安里8号那对终日紧闭着的、厚重的大门里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

1947年初,因中共福建省地下党城工部事件,中共福州地下城工部的有关人员被闽浙赣省委误杀,杨申生也在其列。杨老太太一生中二次送别因政治事端而丧身的亲人,其经历的悲恸是常人无法体会到的。特殊的经历形成了她冷漠而坚毅的性格。

五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为城工部冤案平反,居安里8号的门厅挂上了一块红底金字的“革命烈属”牌匾。

杨家的二儿子杨建生在40年代赴美留学,建国初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京从事纺织科研及英语翻译工作,是一位有成就的老专家,80年代为联合国译制一大型文献,现已退休。

从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外婆在居安里一住就是30多年,这里本是她的娘家。作为福州富贾罗氏家族的媳妇,外婆曾拥有一批房产,解放后私房改造时,她选择了居安里8 号这座房子的二楼做为保留房,与住在三楼的老母亲朝夕为伴。

外婆像大多的老人那样唠叨,但她所谈的却和一般上了年纪的人不一样,她喜欢与我谈《红楼梦》、《封神榜》。

外婆这一生,都是在家庭这个圈子里度过的,可比起家务妇女,她却有那么一种不同凡响的见识和思维,她教导我重学问戒浮躁务平实。

外婆的文化并不高。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初通文墨而已。她每每在灯下记忆起她那英年早逝的弟弟。她说,自己这么一点文化,全是当年弟弟在课后教会她的。因为在旧时代,女孩子是不上学的,“无才便是德”,这是她孩提时代受到的教诲。

然而,正是这一点文化,却使外婆脱了俗,平添了几分文雅。在我眼里,外婆总是令人尊重的,以她的智慧,以她的见识。

外婆的床头,几十年不曾有一天缺过书卷。自从外公去世后,这些书籍便成了她的伴侣和导师,青灯伴独眠,而她也在这漫漫长夜的阅读中,增长了文化,理解了生活。

我依稀记得,就在这楼的卧房中,有一间约略六平方米的碧纱笼,里面并排摆着两张小床,中间隔着一个用于藏书的床头柜。每当我从夜梦中惊醒时,总能见到外婆床头的灯还亮着,她老人家正聚精会神地读书,当然有时是握着书卷而入眠的。每当这时,我总是睁大眼晴怔怔地望着她,外婆爱书,便是我人生的第一课。看书、评书、论理,是外婆生活的一个部分,也炼就了她强闻博见的记忆。

每当夏日来临时,外婆总爱把大客厅打扫得窗明几净,沏上香片茶。那时每每亲友中的一些爱读书的老人来访,外婆便和他们围坐在厅里,品茗,浴风,论书。每当这个时候,年少的我便端坐其侧,双手捧住下巴,静听他们谈古论今,说贾宝玉的无为,论曹操的雄风,谈宋江的忠义。

从外婆的书和评讲中,我渐渐地知道了红楼梦、三国志、水浒传,我也迷上了读书。外婆介绍我读的第一部书是水浒传。我学着外婆看书也讲书,于是每天下课后,总有几位同学围着我,坐在居安里路边的石条堆上,在落日的余晖里,听我津津有味地讲一百单八将的故事。

七十年代初期,学校里不读书了,我便日夜颠倒地迷上了外婆的书。那时,外婆只让我在家里阅读。然而有一次,我抵挡不了“岳飞传”的魅力,偷偷揣了一册放在书包里,倒霉的事发生了。在学校,我才悄悄地看了二页,便被老师发现收走了,而且课后不许取回。从此,外婆的十二册岳飞传便少了一本,对此,我一直负疚在心头。当时,外婆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责怪我,到了我自己也收藏书时,我才明白了那种珍书惜书的感情。

人生如梦,在过去的数十多年中,这些书籍是她匣中的宝藏,人生的密友。那一册册书页泛黄、装订整齐的书卷,有幸躲过了十年浩劫的清扫,使得外婆的晚年生活有了一种慰藉。80年代中期,她赴京小住时,那几箱的行李中,便有一箱是书。

当我们都在忙忙碌碌中离她而去时,我真感激这几十套书籍,使外婆的一生充满了智慧和情趣。直到1995年初去世,她的一生与书为伴。           

文革期间,居安里8号也在战战兢兢中渡日。

60年代后期,红卫兵一开始正忙于向“走资派”们夺权,尚无暇顾及诸如居安里8号内的老太太们此类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们,也因了那块红底金字的“革命烈属”牌匾,杨家母女尚过着平静的日子。

但在半个世纪中深陷政治旋涡,数十载苦痛的经历,她们虽偏居一隅却如惊弓之鸟,无时不在关心着外面的世界。她们托住城里的亲戚打听革命小将的动态。

不久后的一天,城里的一位亲戚慌慌张张地前来通报消息,说是革命小将们开始冲击城区三坊七巷里的那些传世旧家了。老太太们茫然地环顾家中,可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比比皆是,她们感到在劫难逃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们自行了一次“扫四旧”。她们含泪清点家中历代的收藏,在深院的后墙角,用颤抖的手点燃火柴,将大批颇有价值的旧字画付之一炬,随后又把一些精美的瓷器砸毁,而极少量实在割舍不下的,则悄悄地转移到一些小户亲戚家中代为保存。

红卫兵终于来了,他们气势汹汹地登上大台阶。但那块“革命烈属”的牌匾,在阳光下向他们闪闪发亮, 红卫兵似乎感到了一些震慑, 他们的行为变得文明了一些。他们只是上下查看了一下,没有动手翻抄,自然也是空手而去。老太太们麻木地为平安渡过这一关,而松了一口气,但这是喜是悲,已无法去感受了。1973年,杨老太太因病去世,享年79岁。

杨老太太去世后,三层楼上便空关了起来,独居二楼的外婆也无力照看这些房产,小楼渐显破旧。

不久,当地房管部门征用了那块空地建多层住宅楼,一堵小墙陈亘在楼台前,只为这座楼留下了一条窄窄的过道。那几十棵的果树便在斧锯之下轰然倒地。

为避开这伤心事,外婆收拾行李远赴北京探望她的二弟。

数年后,这座无卫生间无自来水的旧宅终于易主,外婆住进了我们家在福州西北郊的那套仅80平方的单元房。杨家后人终于告别了居安里8号。90年代的某一天,居安里8号的这座楼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座高楼取代了它。当我们将这消息告诉外婆时,她正闭目盘坐在那张宽大的太师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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