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覆灭与三国鼎立的根源

                  张念瑜

    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研究东汉覆灭与三国鼎立，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东汉（25年-220年）是继西汉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传八世共14帝（另外追封了4个皇帝）（见表1-5），享国195年。在东汉一朝可圈可点的皇帝主要是光武帝刘秀、孝明帝刘庄、孝章皇帝刘炟。刘秀是开国皇帝，开启了“光武中兴”；刘庄、刘炟继承世祖遗训而开创“明章之治”。然而， 汉灵帝时暴发黄巾起义，东汉走向灭亡，天下出现长期的动乱：公元220-280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吴，完成统一。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北方陷于混乱，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建立东晋。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581年，杨坚统一全国，建立隋朝；619年李渊灭隋建立唐朝。由此可见，这500多年，中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为此，我们重点对东汉覆灭与三国鼎立的根源做些分析。

一，气候进入寒冷期，导致农牧业分界线南移。农业区粮食减产，北方游牧部落南侵，使中原地区陷入长期的政局动荡
 

由图1-1可见，西汉 (BC.202年-AD.8年)、新朝(9年-23年)和东汉(25-220年)前期和中期基本上处于温暖气候时期。从东汉晚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180-540年）都处于寒冷期。 

图1-1   近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平均温度变化序列

资料来源：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2002）；刘静，殷淑燕（2016）。

但是，两汉的气候变化是渐进的，是逐渐从温暖湿润走向寒冷干旱的。随着气候由温暖湿润逐渐变化为寒冷干旱，对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政治造成巨大的影响。

（一）农牧业分界线南移，直接影响中国牧区、农业地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汉朝划分为四大经济地理区，即山西（太行山以西）、山东（太行山以东）、江南和龙门（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之间黄河两岸的龙门山）、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以北（见图1-2）。龙门、碣石以北是牧区。但是，农牧业分界线也受政治的影响（我们在下文详细介绍）。

图1-2  《货殖列传》中四大经济区地图

当气候进入寒冷干旱时期，牧区水少草枯，牲畜大量死亡，严重影响着牧民的生存。由此，游牧民族南下农业区进行抢劫，甚至内迁、夺取政权而鸠占鹊巢。秦始皇用修筑长城的办法来抵御游牧民族的掠边。实际上，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对阴山地区的争夺，直接影响着农牧业分界线的政治划界（王绍东.2018）。

当气候进入寒冷干旱时期，对中国北方农业地区经济负面影响大。它直接影响着北方农业区的农作物生产布局和农产品的产量。我们知道，西汉温暖湿润时期，稻米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关于西汉时代黄河流域种植稻米的文献较多。《汉书》记载：“史起为郑令，遂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南，民歌之曰……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鸟齿兮，生稻粱。”（《汉书・沟洫志》），到东汉晚期气候进寒冷干旱时期，原来北方地区种植水稻等作物的，现在需要改种耐旱的小麦、大豆等作物。兴平元年（AD.194年），三辅大旱，“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后汉书・献帝纪》），袁宏《后汉纪》记此事，谓“米豆各半”。《汜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显然，太仓储粮大豆占一半，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当北方地区进入气候寒冷干旱时期，农作物普遍减产。张家诚（1992）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 粮食单位产量就比常年降低1 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就会下降10％。但气候对低纬度地区的农作物的产量的影响有限，秦汉时代的平均产量为132公斤/市亩，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市亩，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市亩，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 较之汉代，增长了26.6％（吴惠,1958）。余是非（1980）考订，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量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当气候进入寒冷干旱时期，对南方或长江流域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长江中下游气候炎热潮湿，“江南卑湿， 丈夫多夭。”（《汉书・地理志》），BC.115年，“是时山东被河葘，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平淮书》）。显然，在西汉黄河中下游地区温暖湿润时期，江南却更加高温潮湿，不宜人类生活居住。然而，到东汉中后期气候进入寒冷干旱时期，江南的经济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永初元年（AD.107年）九月，“癸酉，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扬州领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李贤所举五郡中丹阳、吴郡、豫章均在江南。江南粮食富足，可以用之赈救江北饥民。

实际上，农业和粮食问题将会集中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由表1-3和图1-1可见，粮食价格受货币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影响。王莽执政时期，铸币虚制和气候进入寒冷干旱时期，粮价欠收，粮食价格飞涨。东汉末年，粮食价格飞涨，190年，董卓坏五铢钱，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实际上，三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物价乱且高（谭文熙，1996.pp.72-75）。 

（二）当中国进入气候寒冷干旱时期，重大灾害频发，宗教迷信活动猖獗，直接导致东汉王朝覆灭

气候变迁周期主要受天文因素或地球轨道要素变化的影响。但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也会影响局部气候异常变化。我国从秦汉到清代，水灾和旱灾年均发生频率是不断提高的（见表1-2）。这与人口增长，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被植面积的不断减少是紧密相关的。

秦汉至唐代人口增减幅度（汉、隋、唐的人口峰值均在6000万人左右）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主要是由气候变化所引致。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蝗螟、地震、瘟疫、风灾、淫雨、冰雹、霜雪、饥荒等。从《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来看，旱灾往往伴随着蝗灾[3]。同时，自然灾害会导致经济波动（表1-3），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导致饥荒。

当气候由温暖湿润进入寒冷干旱时期，各种灾害频发。由表1-4可见，东汉各类灾害总次数为231次，西汉只有115次，占东汉的49.78%。同时，寒冷期往往为疫灾频繁期（龚胜生.2003）。东汉末年到魏晋朝时期（150-320年）处于寒冷时期（见图1-1），也是重大疫灾发生最活跃的时期之一，200年共发生了39次重大疫灾，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刘静，殷淑燕.2016）。单是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12次。同时，疫灾往受其他自然灾害和战争的诱发而生。杨俭和潘凤英（1994）的研究表明，秦至清末旱、涝、地震、战争等引发疫病频数分别是38.1%、32.6%、6.4%、4%。

在东汉末年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惨状（曹植《说疫气》）。而重大疫灾的频发，促使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据史籍记载,光武帝建武年间爆发过三次严重的瘟疫[4]，与此相前后, 也爆发了三次史称“妖巫” 事件的极端民间道教运动[5]。东汉中后期的安帝时代, 瘟疫再度肆虐横行,进入了最为猖獗的高峰期。此后二百余年间, 中华大地一直笼罩在瘟疫带来的死亡阴影之中, 与此同时, 被称为“妖巫”的民间道教运动再度高涨。据统计,《后汉书》中记载的14次瘟疫之灾有11 次发生在安帝以后的一百年之间（林富士，2001.p.11）。瘟疫肆虐，使得“妖巫”事件也愈演愈烈,到灵帝时终于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等大规模民间道教运动（黄勇.2004）。这场宗教运动导致东汉覆灭。

（三）当中国进入气候寒冷干旱时期，农牧业分界线南移，导致中原政权内乱，同时面临着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东进的博弈

当中国进入气候寒冷干旱时期，水灾、旱灾、地震、蝗螟、疫灾、风灾、雹灾、寒灾频仍。当这些灾害集中暴发时，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造成内乱。由图1-4可见，两汉各皇帝任内发生的灾害次数和频率存在很大差异。灾害次数多和频率高的时期，需要救济的灾民多，财政困难，皇帝就得通过“改制”等方式来筹措资金。武帝六次改革币制和新莽四次改革币制都与此有密切关系。

同时，随着农牧业分界线南移，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和西北的羌族发生冲突。在秦朝、西汉时期，中原政权的边界推到阴山m山脉。阴山山脉也是中国季风与非季风区的北界，属温带半干旱与干旱气候的过渡带。秦朝将军蒙恬“将三十万觽北逐戎狄,收河南”[6]，将农牧业分界线推至阴山以南一带。武帝时重夺河南，公元前104年，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汉书·武帝本纪》），击羌置金城郡。此时农耕区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区、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东面仍沿长城一线。

但是，随着气候变寒冷，东汉农牧界线不断内缩。建武二十年（44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威胁汉政权；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向汉政权要求内附，并被允诺。公元91年,汉军在南匈奴协助下，一举击败北匈奴。北匈奴西迁后消失。但南匈奴内迁。曹魏统一北方，将南匈奴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这样，北方匈奴掠边老大难问题基本解决。

西晋末年（291-306年），司马王朝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趁乱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局面。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游牧部落联盟。北方民族的南下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王力，王希隆.2007），打乱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这也称为“五胡乱华”。然而，随着北方民族的南迁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造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白翠琴.1990），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原居住在北方的中原汉族人民却流徙江南等周边地区，促进了江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二，东汉皇帝的短寿导致戚宦之争、政局不稳

东汉皇帝宫妃数千，生活极度奢靡；皇帝、贵族整天饱食肥甘，嗜酒沉醉，逐美贪色，纵欲无度，由此体弱多病，夭折短命（周贻谋.2009）。东汉皇帝平均寿命29岁，平均登基年龄为13岁。在14位皇帝中，只有4位皇帝登基年龄超过18岁，仅占比28.6%（见表1-5）。

同时，东汉王朝的皇后几乎出自开国功臣的后代（阴氏（刘秀原配妻子阴丽华）、马援、邓禹、窦融、梁统、伏湛等家族），只有何皇后出身屠户。汉献帝刘协第二任皇后曹节是曹操的女儿。汉章帝时开始任用外戚。在他死后，汉和帝刘肇10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代行皇帝职权[1]。此后有五位皇太后临朝称制，其中邓太后临朝称制达16年之久（见表1-6）。而在东汉，每次皇帝新立，皇帝母族大批亲戚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尤其是太后临朝称制时期。 

由于皇帝早死，宦官在皇帝继位问题上发挥了特殊作用，因而，宦官成为东汉朝廷的重要政治势力。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此宦党干政。 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 

三，豪强地主和士族制度的发展是导致寡头政治、党锢和地方性割据的基础

我在《东汉门阀制度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对东汉豪族地主的膨胀和门阀制度的形成做了简略的介绍。在此不再重复。我们以豪强婚姻为线索，介绍政治权利的分配与政治斗争。

汉代皇室盛行政治婚姻。西汉的皇后多为平民出身，但其公主、王子的婚姻多为政治婚姻。东汉的皇后几乎出自开国功勋（阴、马、邓、窦、梁、伏）的后代，唯汉灵帝皇后何太后出身屠夫之家。邓禹、耿弇、梁统、窦融、马援、阴氏等家族，既是开国功勋家族，又与皇室联姻。在东汉一朝，这六大家族的众多重臣辅佐了十多代皇帝。当然，这些家族处在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同时，皇室的公主、亲王、郡王等贵族子女都是与豪族世家建立婚姻关系的。

豪族世家的婚姻首先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即政治、经济地位的对等。实际上，婚姻是豪族世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的纽带。所以，他们才能垄断仕途。仲长统（180—220年）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全後漢文•昌言》）。

 但是，尽管豪族世家与皇室之间和豪族世家内部建立了复杂的联婚关系，但因政治、经济利益而出现残酷的斗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诛灭外戚窦宪，开东汉宦官弄权先河。安帝和宦官李闰等与外戚邓氏斗争。顺帝和宦官孙程等同外戚阎显斗争。桓灵时期,宦官单超等人得势擅权后,东汉政治日趋黑暗。“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7]。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8]。在地方上,“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9]。因而，官僚、儒生与外戚之间便结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由此诱发党锢之争（秦蓁.2008）。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何进企图依靠地方大豪强董卓杀宦官，因泄密反而被宦官所杀。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此后，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各地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斗，最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四，小结

因写《三国时期的经济与货币制度》一文读了一些资料，就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

在千头万绪中找出东汉覆灭与三国鼎立的根源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从制度层面追根溯源，最终的、制度层面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在本文，我把东汉覆灭与三国鼎立的根源归结为气候长周期性变化、皇帝短寿和豪族世家、门阀制度的发展。气候变化受人类的制度安排影响小，可视为终极原因，但皇帝短寿和豪族世家与门阀制度并不是最终原因。

第一，气候进入寒冷期，导致农牧业分界线南移。农业区粮食减产，北方游牧部落南侵，使中原地区陷入长期的政局动荡。

从东汉晚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180-540年）， 中国都处于寒冷干旱期。导致农牧业分界线南移，北方牧区水少草枯，畜牧大量死亡，牧民生存出现问题，游牧民族南下农业区进行抢劫，甚至内迁、夺取政权而鸠占鹊巢。北方农业地区农作物布局因气候变化而改变，农作物产量降低。但因气候变寒，缓解了江南地区炎热潮湿的程度，对江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

当中国进入气候寒冷干旱时期，重大灾害频发，宗教迷信活动猖獗，到灵帝时终于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等大规模民间道教运动，直接导致东汉覆灭。

农牧业分界线南移，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南下和内迁，导致中原政权分崩离析，陷入长期的割据和内乱，并导致人口大迁移和民族大融合。

第二，汉代皇帝短寿是政治制度造成的，直接诱发外戚和宦官问题。

  我做的统计结果表明，东汉在中国统一时期各朝代的皇帝平均寿命和平均登基年龄都是最低的，其平均寿命为29年，平均登基年龄为12岁（张念瑜，2014.p.78）。然而，汉代全社会的平均寿命只有22岁（林万孝.1996）。也就是说，皇帝的平均寿命高于社会平均寿命。在皇帝平均寿命不高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证由成年皇子继位？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改变皇帝继承制度，可以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

汉代执行“子承父业”的模式，必然出现幼子继位问题。后宫及皇后家族、宦官，士大夫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斗争。由于东汉的皇后几乎都是出身于开国功勋家族。新皇帝继位，皇帝母族大批亲戚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尤其是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同时，宦官在皇帝继位问题上发挥了特殊作用，因而，宦官成为东汉朝廷的重要政治势力。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干政，首开宦官干政的先河。因此，宦官、外戚、士大夫的激烈斗争，激化了东汉王朝的内乱。

第三，豪族世家和门阀制度的发展是导致寡头政治、地方割据的社会政治基础。

东汉末年，各豪族世家借镇压黄巾起义之名，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并公开进行武装割据斗争。虽然，最后形成曹魏、蜀汉和孙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三国内部仍然是以豪族世家为基础的寡头政治。东吴政治由陆逊、顾雍、朱桓、张温四大家族垄断，曹魏世家大族众多，但最大的家族是司马家族，控制曹魏朝廷，并篡魏自立。司马炎在篡魏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这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世族势力的扩张，但又培养了新的势力，为后来“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而“八王之乱”大伤西晋元气，为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南下和内迁提供的一个大好机会，中国陷入五胡十六国分割局面。

注释：

[1]《汉书·高后纪》：“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颜师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詔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詔。”

[2]东汉皇帝列表注释:(1)在汉顺帝之前本来是阎太后(汉安帝皇后)拥立的(前)少帝刘懿，刘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顺帝趁机即位。现在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懿归于汉朝皇帝一类，有的则称为北乡侯。(2)献帝以前是(后)少帝刘辩，当了四个月皇帝，而且还有许多时间都在避难之中。现在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辩归于汉朝皇帝一类。但董卓毒杀少帝刘辩以后，改谥为弘农怀王，故，世称(后)少帝为"弘农王"。(3)蜀汉昭烈皇帝所上谥为"孝愍皇帝"，但上谥时刘协并未去世。(4).建安中，诏除显宗以下诸帝庙号。永汉元年(189)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复称中平六年。刘庆、开、翼、淑、苌之帝谥，为汉安、桓、灵三帝追崇。

[3]黄今言（2016.pp.143-186）。

[4]三次分别是：“光武建武十三年, 扬徐部大瘟疫, 会稽江左甚。”“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二十六年, 郡国七大疫。”（《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

[5]“初, 卷人维汜, 妖言称神, 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 建武] 十七年, 遂共聚会徒党, 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 。”（《后汉书·马援传》），“[ 建武] 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 入原武城, 劫吏人, 自称将军。”（《后汉书·臧宫传》）。

[6]“河南”：《史记》正义谓灵、胜等州。灵州属北地郡。治所在今宁夏吴忠市北；胜州：隋开皇二十年(600)置。大业三年(607)改为榆林郡。唐武德中,平梁师都复置。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史记•蒙恬传》）。

[7]《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8]《后汉书·朱晖传朱穆附传》。

[9]《后汉书·宦者·单超徐瑛具缓左馆唐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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