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农民画
/谷培生
安塞不愧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国家文化部把农民画定义为“民间绘画”,所以安塞农民画就叫“安塞民间绘画”,我为通俗易懂,仍称农民画。在此说明。)
唐宋时,中国文人画家阐明并倡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律”的艺术互通审美理论。于是,诗情画意成为中华民族美伦美奂的艺术特质。千百年来有人总以为诗画只属于文人骚客,岂不知这种美学观和审美观,根植在民间——陕北的安塞就有如诗如画的农民画。
安塞,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腰鼓、剪纸、农民画、民歌、泥塑、版画、画花……优秀的安塞人创造出优秀的安塞民间文化,优秀的安塞民间文化使安塞成为文化名县。尤其是安塞腰鼓、安塞剪纸、安塞农民画,三足鼎立,支撑起文化名县的旗帜。
谁说女子不如男!万花山走出了花木兰,木兰故乡的妇女,高扬起女性的大旗,创造出可歌可泣的艺术。不要以为安塞农村的婆姨女子没文化。文化不光是识文断字,更不是咬文嚼字,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更大更重要的文化。安塞剪纸、安塞农民画,就是安塞人——主要是安塞农村妇女创造的民间文化。前面,我在《安塞剪纸》、《学习剪纸》、《品味剪纸》中,介绍了安塞的剪纸艺术,现在,我再介绍一下安塞的农民画。
李敬寅先生在《安塞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一文中,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安塞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一是安塞民间美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二是安塞民间美术作品注重表现意境和神态。三是安塞民间美术把生活美和理想美巧妙地结合起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刻画了自己的劳动、爱情、与大自然斗争的生活,而且把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的爱与恨、苦与乐、真与善、美与丑,甚至是意念中的东西也大胆地表现出来,其中也包括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等。四是安塞民间美术在色彩上非常强烈明快、和谐鲜活。五是安塞民间美术在构思上非常大胆,以情为上,以意为主,以神为美,浪漫、简练、夸张、抽象、无拘无束,某些地方甚至异想天开,思维空间非常开阔。六是安塞民间美术作品在整个基调和情绪上是健康朴实、昂扬向上的。李敬寅先生是研究民间美术的专家,这六点概括的比较全面、周到、正确。我只能从外行的审美角度,谈点自己的浅见。
第一、安塞农民画的立意。立意是指一幅作品主题思想的确立。“立意为先”,画中才有奇意、才有变化。安塞的农民画艺术家们,虽然不懂“意”,但她们懂意识、懂精神。她们不可能知道“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的理论,也不可能读过《山静居论画》等著作,但她们的绘画作品却“立意为先”。常振芳的《古塞之车》,画的是一个男人拉着两个骆驼在塞外行走。常振芳的丈夫王老汉旧社会当过多年拉骆驼的脚夫,到蒙地,走三边,西出阳关,受尽了苦。常振芳一人在家,每当骆驼队从村里经过,她都要上前去看看、问问,打听自己男人的消息。因此她对拉骆驼的生活比较熟悉,常常回味自己当年:“ 哥哥”的心情。你看,她把拉骆驼的艰苦生活画得多么有诗意:拉骆驼的人肩上搭着旱烟袋,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提着一个花丽的包,包上绣着花,应当是他的心上人绣的。他和骆驼走在塞外,塞外不是荒凉的,有很多树,还有蝶儿飞舞。常振芳在“古塞”中,融入了自己的“情”,自己的“意”。这幅画不仅立意在先,而且立意高远。
“立意”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客观现实,绝不是出自画家的苦思冥想,主观臆造。李秀芳谈她创作《赶集》时说:“农村人赶集就这么碂咯碃,拿扫帚呀,提两筐苹果呀,赶两头猪呀,到集上换几个钱。我们赶集要走二十多里路,村上的人都相跟到一块,一串一串的。”李秀芳的话,就是她创作时的立意。
第二、安塞农民画的程式。中国画历来重法度,讲程式,要求笔墨规范化。安塞农民画看起来好象没有法度,没有程式,笔墨不规范,其实不然。仰韶文化彩陶上、商周青铜器上、汉代画像石中,都有鹭鸶和鱼的纹样。白风兰没见过这些文物,但她的剪纸和绘画作品中,都出现了鹭鸶和鱼的纹样,这是美的传承,美的历程。白凤兰绘画作品《鱼池》,就承接了汉代彩绘的法度和程式。
文有定法,文无定法。杜甫、颜真卿等人讲求形式,他们的作品,对艺术规范、美学标准有新的确定和建立,而李白、张旭等人,没有确定的形式,他们的作品,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进行冲击和突破。谁能说李、杜作品不都是千古绝唱?学习不是照抄、照搬,师古不是复古,法度、程式不是框框,不是公式。艺术的传承更大程度依赖于与时俱进的创新。
艺术不是照搬生活,而是作者反复提炼、概括,高度的艺术加工,苦心经营,匠心独运,才有可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优秀绘画作品。安塞人绘画,为了突出主要形象,也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加以集中、概括、综合成一种宏观意识,“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所以说,安塞农民画不是胡拼乱凑的主观随意性的任意发挥,而是客观世界与主观情思交融后,构成的超越表象的时空一体的艺术境界,这种独特的方法,也是高度概括能力的表现,是安塞农民画的特有的法度、程式和规范。
第三、安塞农民画的造型。安塞农民画的造型以线描为主要手段。安塞的民间艺术家们,虽然在理论上不懂“春蚕吐丝”、“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但在线的运用上,已有相当的造诣。水平直线平静、沉稳、安宁、舒展的感觉,垂直线挺拔、刚毅、尊严和向下垂或向上升腾的力感, 斜线奇突、惊险、倾倒的感觉,几何曲线自由、活泼、飘逸和愉悦的运动感,都被安塞农民画的艺术家巧妙地运用,创造出苍劲、秀美、刚硬、柔软、洒脱、光滑、粗糙、轻飘、沉重、甜润、苦涩等多种线条,使艺术家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安塞民间绘画线描精品》,就足以说明安塞农民画从造型上,也能“以形写神”。
安塞农民画的造型,特别像原始彩陶、洞窟壁画、摩崖石刻和战国帛画。这种由再现碂模拟碃到表现碂抽象化碃,由写实到符号化,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安塞农民画摆脱模拟、写实,使自己取得了独立的性格和前进的道路,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便日益起着重要作用,而影响人们的感受和观念。
有人说,安塞农民画从造型上“不像”,这是不懂“以形写神”的浅见。北宋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说以形似论画的见识,和无知的儿童一样。
安塞农民画的线条是为立意服务的。你看安塞农民画艺术家手中流出的线,不是呆板的钢丝圈铁丝框,而是有激情有生命的符号。这些“画到哪算哪”的线条,不仅能表现静感和动感、力度和节奏感、韵律感,还能达意传神。因此安塞农民画的线条,本身就具有无穷的活力和审美效能。
第四、安塞农民画的意境。安塞农民画也讲究意境。安塞农民画的意境能使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思想感情受到感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同时强调:“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画画也一样,也讲究意境。常振芳的《十二属相闹秧歌》、曹佃祥的《十二生肖》、潘常旺的《十二属相闹红火》,都画了十二个相同的动物,但各有情趣,都有意境。常振芳大胆的张扬,曹佃祥奇特的构想,潘常旺欢快的情趣,都是一些专业画家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不仅要给人以美的视觉,更重要的是要给人以好的感受。美的碂好看的碃不一定是好的,如洁白的海洛因,好的不一定是美的,如像臭狗屎一样的金香玉。是要美的,还是要好的,是要海洛因,还是要金香玉睙回答是明确的、必然的。当然,既美又好的事物更好,但事物常有缺憾,二者很难兼得。我以为,美和好不可兼得时,就要好的。文学艺术首先应该是好的——有意境的、能给人健康向上影响力的。
安塞农民画,不但很美,而且很好。可以说是民族的、大众的,是健康向上的。
第五、安塞农民画的象征性。安塞农民画题材的象征性,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象征性的继承和发展。如牡丹象征富贵、昌盛、美丽,仙鹤象征长寿、纯洁,莲花象征纯洁等。
农民画不够写实,就是象征性较强。《蛇盘兔》,蛇象征阳,象征男性,兔象征阴,象征女性——蛇为什么象征阳?这可以追溯到远古图腾,蛇图腾演变为龙图腾,先有龙蛇图腾,后有凤鸟图腾。所以陕北人叫蛇为小龙。兔为什么象征阴睙日为阳,月为阴,月是玉兔,兔当然就是阴性了。你看,安塞农民画的象征性还具有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
安塞农民画中的象征性,一部分来源于谐言性。如“鱼”谐音“余”,于是鱼的形象就具有“有余”的吉祥含义。
安塞农民艺术家常振芳能把老虎、鹿、鹤画在一张画面上,她认为老虎能镇宅保安康,鹿街着草,能给老百姓治病,鹤是吉祥鸟,能给咱老百姓带来幸福。虎、鹿、鹤都是保护人的。
上面,我从理论上谈了我对安塞农民画的五点浅见。现在,我想从审美角度,谈谈我对安塞农民画的欣赏感觉。
安塞农民画的色彩非常艳丽。安塞的农民画艺术家们,也许在理论上并不懂“三原色”,但她们在实践中,却将红、黄、蓝运用得恰到好处。曹佃祥1987年6月创作的绘画《十二生肖》,以黄色为背景,红、蓝,在加上黑色、白色,使画面富丽堂皇,给人以高雅、清净的美感。朱光莲1991年画的《领头羊》,以蓝色、为主色,竟然显示出领头养的刚健、沉稳、雄壮。我虽不懂绘画,但一看安塞农民画,首先在色彩上就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愉悦感。
安塞农民画的造型十分奇特。安塞农民画在像与不像之间,就像毕加索的画,变形、夸张,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再以常振芳的《十二属相闹秧歌》和潘常旺的《十二属相闹红火》为例,一个体裁,两个人画出两种趣味,两种风格。两组画其所以能大不相同,各有千秋,就在于两人都对十二个动物拟人化、艺术化、夸张化。
仔细欣赏安塞农民画,我发现画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眼睛都画得很大。我曾问过文化文物馆的职员,她告诉我说:“眼睛画得大了,是为了好看。”我以为她说对了一半,陕北民歌唱道:“一对对毛眼眼嘹哥哥,”毛眼眼就大。另一半是,陕北人认为眼睛大不仅美,而且心眼少,好打交,也就是说,眼大不仅形象美,而且心灵美。高金爱的《骑驴婆姨》、常振芳的《婆姨和娃娃》、曹佃祥的《娃娃闹端午》、陈志兰的《架玉米》等作品中的女性,一个个大眼睛、毛眼睛。这反映了陕北人的审美观。
安塞农民画的想象特别丰富。我是个极富情感、极富想象力的人,但是面对安塞农民画所体现出的想象力,自愧不如。李福爱绘画作品《订亲》反映的是安塞婚俗中“言彩礼”的场面。画面上有九个人,两个娃娃画的是背面看不见脸,两个女人应为母女似乎只是听男人们拉话,其他五个人的脸色,都左右不同,有的红一半黑一半,有的红一半黄一半,就连两个猫儿,脸色也不一致。有人说,这是喝酒喝多了,脸红了,是酒酣意浓的表现。酒喝多了,脸能红但不可能黑。我以为左右脸面颜色不同的原因,是“言彩礼”时往往有小争执,红脸忠义、黑脸刚烈、黄脸孝勇。陕北人敢说真话、直话,既刚烈,又义勇,陕北人能容人,重情面,重礼义。我以为《言彩礼》还表现出了陕北人义气、耿直、孝勇等品性。
我是生长在安塞农村的安塞人,我是上过高等学府的安塞人。前者,决定我对安塞农民画具有先天性的纯朴感情;后者,决定我对安塞农民画具有后天性的审美理念。无论是从感情出发,还是从理性出发,我认为安塞农民画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财富,一大瑰宝。在2004年夏召开的首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专家和观众呼吁要呵护传统民间工艺。在改革开放中,保护、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尤为重要。我不度量力,写了几篇拙文,算是为家乡民间艺术的传承做的一点贡献。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以我血荐轩辕”!
(2003年7月3日)
(选自谷培生著《安塞剪纸和农民画》,陕西省旅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