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6 朝朝财

2016年5月12日，凤凰网突然刊登了《王沪宁日记五则》，不过这可不是王沪宁现在的日记，而是22年前的老日记了。

被称为“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王沪宁，曾为中共第16至18届中央委员，第17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近期王沪宁与栗战书、杨洁篪等罕见随同习近平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两会”期间，王沪宁牵头召集40多位高层智囊，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

王沪宁日记的重要信息

2016年5月12日，凤凰网刊登〈王沪宁日记五则〉。对于社会现代化，王沪宁明确点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没有法治不能说是现代化。“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还只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这与此前习近平当局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呼应。

在政府形象方面，王沪宁指，政府的信誉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反对“超腐败”和“高质腐败”

王沪宁的这五则20多年前的日记被有着官方背景的媒体摘录出来发表，尤其是作者的身份非同寻常，在外界看来极可能释放某种“信号”。而且，细读报导对1994年7月28日、31日两篇日记的内容介绍，却发现了一些今天看来仍然堪称“新东西”的观点。

两则日记都谈及反腐。在1994年7月28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超腐败”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所不能比拟，同时危害性和影响也是一般腐败望尘莫及的。这种“超腐败”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有组织骗税，有组织走私，有组织造假，有组织索取、以单位的形式弄权勒财，有组织侵占，表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上。

王沪宁列举了“超腐败”的7种表现形式。不难看出，这7种表现形式绝非一般的腐败分子（不管他们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所追求的目标，其后果也不是由一般腐败分子的贪腐活动所直接造成。这种“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的“超腐败”，其直接后果，说白了是对全体国民利益的侵害，是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的劫持，是一种改变国家权力性质的政治腐败形式。

在1994年7月31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腐败呈现出从低质腐败向高质腐败、从低层腐败向高层腐败蔓延的趋势。“高层腐败”比较好理解，就是指腐败分子的权力大、职位高。而所谓“高质腐败”，则是“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其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

王沪宁认为，“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但这只是“高质腐败”的副产品，它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危害对像是政治权力──也是一种“超腐败”，是一种最严重的制度性腐败。

现实中，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反腐败”就是“反贪官”。贪腐当然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无数桩个人贪腐案例的汇聚，当然也会造成制度性的政治生态灾难。但是，如果涉及政治权力架构的腐败（不仅仅是“阴谋家”们对高层权力的觊觎）不能被根除，那么大大小小贪官们的“前腐后继”，就会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王沪宁书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周晓辉发文评论称：媒体突然曝光身为智囊的王沪宁日记中的这些与当前时局相契合的内容，应是有深意的。习近平上台后，迫于形势，开始高调“打老虎和苍蝇”，三年多来通过反腐抓捕了不少高官，这与王沪宁20多年前所言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高层腐败应是反腐败的重点”一致，而王沪宁认为要对这些官员“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也是习近平、王岐山一再表示并正着手在做的。

此外，习近平上台后，一再传递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信号，毋庸置疑，能否依法治国与政府信誉密切相关。

“政事儿”还披露：在日记中，王沪宁经常写“书评”。199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凌晨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他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此前习近平反腐的“清道夫”王岐山也曾至少两次向官员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周晓辉表示：王沪宁重提法国贵族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透露高层强烈的不安外，大概是意在暗示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经济上有所发展并看到了世界其它西方国家现况的中国人，对特权、腐败、不公正越来越无法忍受，越来越不满足当局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而是更加渴望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更加渴望社会公平、正义。

“政事儿”披露，除了夜读，王沪宁也经常在深夜看影视剧，在日记中写“影评”。对于《辛德勒的名单》，王沪宁评价说“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称震撼的地方，不是它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当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称道），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这场悲剧最深刻的地方，比千百万生灵死亡更残酷的地方，就是更多的人的人性泯灭。因为只有人性泯灭，才会有这样罕见的悲剧。”

周晓辉对此分析表示：在王沪宁看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恢复人性，而善良、正直、友爱、具有良知、充满爱之人，才能让人看到光明和未来，对此，我们从王沪宁对所看电影、电视剧的评价似乎可以窥见。”

两会期间，习近平让王沪宁牵头召开了主题为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习近平三次赴会讲话并强调改革“不能再等待了”。这既说明习近平对王沪宁的信任，也表明时局确实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次非常会议之后两个月，王沪宁昔日日记曝光。日记中提及的高层反腐、监督机制、法制、法治、政府信誉、政府承诺、旧制度、革命（改革）、人性、光明、辉煌等词语，如果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如何让中国走向光明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

王的法制理念呼应习依法治国理论

今年以来，大陆有十多个省市书记先后公开喊出“习核心”，并强调“核心意识”。有消息称，“习核心”的最先提出者是王沪宁。而王沪宁在日记中提到法制的问题，与之前习近平当局曾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推动各项改革，2012年12月，习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接着在2013年3月当选国家主席后再宣誓“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2015年3月24日，习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习曾说，“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局还提出，“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

2015年10月20日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依法治国”。2015年6月24日，部分公务员就职将向宪法宣誓。

今年2月，北京官方国家级评论署名“国平”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三年来多次提到“依法治国”的说法，从宣誓“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到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理念新思想”。

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理论

中共“十八大”上，王沪宁晋升政治局委员，从幕僚走到了前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王沪宁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与习近平的谋略一致。并且王沪宁在高级官员中还算少有的对世界、对西方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人。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炉后，也曾力争“新权威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认为：“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

萧功秦：“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大陆另外一名著名学者吴稼祥也认为：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集大权有利于改革，他对习近平的这种战略持审慎乐观态度。

 最近一段时期，习近平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访问了一系列的国家；在新闻报导中，不断重复出现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王沪宁的身份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十分低调，仅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已，但在习近平出国访问、以及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中已经尽显他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习的首席高参，是战略层面的政策设计师。

2012年3月27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规后，王沪宁的一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经再次修改发表了第五稿，其中有许多内容都作了重大修改。

大陆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航亿苇再次发表评论称：王沪宁这篇文章的观点以前有许多，但令人有兴趣的是他仍然还高居习总第一高参的位置。以此文为导向，可以看到习领导今后改革的大致步骤和脉络，已经尽在其中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2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10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王沪宁在此文中还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300多万右派；1958至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4000多万人；1966至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2000多万人。

此文称：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

 复旦校友眼中的王沪宁

 夏明谈起前同事王沪宁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选边站。他会提出他的一些观察，但是他不会透露他的真实颜色。“这是他的性格。他不想透露他的真性情。”

陈奎德，曾经是“文革”后复旦大学的首位哲学系博士生,跟王沪宁同年入校,曾经住在相同的学生宿舍三年半。陈奎德介绍说：“我们是朋友。亲密朋友。他写现代诗。我们会一起出去玩耍。但是他不喜欢说太多话。他极度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