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线理论与税制改革

       张念瑜

阿瑟·拉弗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 1941年8月14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供应学派代表人物。拉弗以“Laffer curve”（拉弗曲线）而闻名。1981-1989年期间，拉弗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思想的精髓所在。拉弗本人并没有声称发明了这个概念，他注意到有一些先前的先例，包括14世纪的突尼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穆加德曼（Muqaddimah）和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的著作。

在学术界，对于拉弗曲线，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此，我们对拉弗曲线进行简单的述评。

    一、拉弗曲线与政府税收效应

1974年的某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的图（见图1-1），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

图1-1中的纵轴代表税率，横轴代表税收（TaxRevenues）或GDP，原点0表示两者都为零。为此，同时也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裘德·温尼斯基对拉弗曲线作了详细的解释：

（1）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与主要是为了逃税而存在的物物交换不同）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意在货币经济中工作，因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100%税额，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

（2）当税率等于零时，人们能够得到他们在货币经济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货币经济中的产量只会受到工人选择闲暇的愿望的限制。但是，当税率为零时,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温尼斯基，1984）。

实际上，“拉弗曲线”存在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当税率由低点上升时，税收也上升；到达某一点时，税收达到了顶点E时，税率由这一点继续上升便进入了红色的阴影区，即FE线以上部分（见图1-1），即过高的税率抑制了劳动、投资、储蓄等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下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较高的税率下反而得到较低的税收。如图1-1所示，税率35%和75%所对应的政府税收收入都是0C。裘德·温尼斯基认为：Ｅ点既是税收的最优点，也是产量的最优点（温尼斯基，1984）。这意味着，Ｅ点的存在能够使最优税收与最优产量自动统一，那么寻求最优产量的减税政策也就必然实现了最优税收。这样减税政策成为适用一切经济的万应灵药。

二、拉弗曲线与最佳税率

拉弗曲线的一个用途是确定达到最大税收收入的税率，即最佳税率（Optimaltaxation）。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最佳税率来描述一种税收，使经济收入一定的增加对经济扭曲的影响最小（参见图1-2）。

 实际上，2013年英国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0％降至45％之后，HMRC（英国政府负责收税的部门）估计，减税成本约为1亿英镑（这个群体的收入约为900亿英镑），但双方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英国预算负责办公室主任罗伯特·科特（Robert Chote）评论说，英国正在“漫步拉弗曲线的顶峰”，这意味着英国的税率接近最佳水平。

三、政府税收最佳税率的经验数据研究

如图1-1所示，拉弗曲线是一个标准的抛物线形状，最佳税率是50%。但这只是一个假设。Jolyon Maugham认为，拉弗曲线是一种优雅的，无用的想法。曲线的形状并不都是标准的抛物线形状。一种观点认为，高税率会扰乱工作，刺激移民并产生避税。因而，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降低产量最大化率，从而形成右翼拉弗曲线（图1-3）；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税率虽然会扰乱工作、导致移民和避税。但这些影响被夸大了，而较高的税率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税的人应该这样做。所以，形成左翼拉弗曲线（图1-4）。Jolyon Maugham认为，他对曲线形状的了解恰恰相反。

Jolyon Maugham认为，目前英国的最高税率为45％，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人有33.2万人。2015-2016年将支付约491亿英镑的所得税。但是，如果政府没有决定将我们的最高税率从2010-2011年的40％上调至45%，那么我们不知道今天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现在是否获得了更多的所得税而不是40％的税率的税收[1]。

 国外有关学者用经验数据进行了验证。在1980年代早期，Edgar L.Feige和Robert T.McGee开发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从中得出一条拉弗曲线。根据该模型，拉弗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取决于供给侧面效应的强度，税制的累进性以及未观察到的经济的规模[2]。PaulPecorino（1995）提出了一个模型，预测拉弗曲线的峰值出现在65％左右的税率上[3]。Y.Hsing关注195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经济的有关经验数据，将收入最大化的平均联邦税率设置在32.67％至35.21％之间。 198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整合实证数据的模型，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瑞典最高税收收入点将达到70％。Trabandt和Uhlig（2011）在“货币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模型，预测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经济体在拉弗曲线的下边，即提高税收会进一步增加税收。

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R·罗默（ChristinaD. Romer）与戴维·罗默（David H. Romer）（2010年）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税收最高税率是33％。研究显示，超过这一水平的税率增加会降低GDP，减少税收，并减少收入[4]。

四、拉弗曲线理论的局限性

拉弗曲线理论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拉弗曲线的成立必须以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作为假设前提。郝硕博（2000年）认为，拉弗曲线的成立必须满足五个条件，即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市场体系、封闭经济背景、国民收入的预算分配效应低于企业和私人的分配效应、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税负转嫁。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完全竞争市场体系”和“封闭经济环境”两条。然而, 在现实经济中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在国际间较易自由流动的是资本要素, 而不是劳动力。投资者会选择税率低的国家和地区, 低税率给资本输入国家和地区带来就业和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资本的低税率“比较优势”, 使开放经济的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减的曲线(见图1-5)。而劳动力受国家政策、文化环境、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国际间流动很困难。在这点上, 拉弗曲线最多只能为降低企业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 而无法为降低个人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郝硕博，2000）。

第二, 拉弗曲线描述的是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 各项政策到实施到产生作用,有一定的“时滞性”。因而，短期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增的曲线(见图1-6)。

第三, 拉弗曲线强调效率而轻视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诱导资源优化配置。市场价格是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税收是第二次分配。价格强调效率，税收应强调公平。尽管税收也是公用物品的“价格”，存在一个效率问题，但主要还是要处理公平问题。2007年，Laffer确实说拉弗曲线不应该是提高或降低税收的唯一依据。但批评人士认为，拉弗曲线如果得到遵循，将对低收入中等收入工人征税，同时给高收入者提供减税优惠。而支持者认为，通过增加支出和降低高收入税率的投资，减税将通过经济的更大增长来收回成本。这通常被称为供应方经济学信念中的“涓流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实质上，所有收入水平都将受益于较高收入的较低税率，因为那些高收入人群正在消费和投资更多[5]。

第四, 现实中的拉弗曲线的形状并不是标准的抛物线状，最佳税率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在图1-7中，y=f(x)为虚线的抛物线，交x轴于a、b两点。中点c的导数等于0，即f'（c）= 0。根据罗尔定理，如果一个实值函数f(x)在闭区间[a，b]上是连续的，在开区间（a，b）和f（a）= f（b）上是可微的，那么，在开放区间（a，b）中存在ac使得f（c）是最大值，并且x = c处的梯度是零，意味着f'（c）= 0。因而， f(c)为最佳税率。但这个最佳税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五、拉弗曲线与美国的税收政策

应用拉弗曲线理论和供给经济学说，在政策上往往表现为通过降低税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进而增加政府收入。降低不同类型的税率，其影响或效应是不同的。

我们在此简单介绍里根、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及效果。

（一）里根减税与里根经济学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1981-1989年）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也称之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总统在1981年上台时，美国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美国在经历了1953-1973年20年的高速增长和大繁荣之后，在伊斯兰革命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逐渐陷入“滞胀”的局面。在里根上台之前，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曾试图通过将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胀降下来，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里根是用供给学派的政治纲领来竞选总统的（罗伯茨，1987.p.93）。里根总统上台后，减税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法案中，一个是1981年制定的《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另一个是1986年制定的《税制改革法案》。

《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ERTA）主要是降低了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并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ERTA包括个人边际税率降低25％，三年内逐步降低，并从那时开始计入通货膨胀指数。对于经济活动而言，边际税率或最后一美元的税率被认为比平均税率（支付的总税额占所得收入的百分比）更重要，因为它影响了通过“额外”活动获得的收入，作为教育、创业或投资。该理论认为，降低边际税率将有助于经济增长，通过个人和企业的额外努力。1981年的法案与1986年的另一项重大税收改革法案相结合，将高收入纳税人的边际税率从70％降至30％左右，并将成为里根总统任期的决定性经济遗产。

 毫无疑问，里根经济学受到了拉弗曲线和供给经济学启发和影响。实际上，里根政府时期，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利率都发生了显著的下降。而关于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1982年纳税人做出的反应确实使减税对联邦收入产生的影响被抵消了大约三分之一（Martin Feldstein，1986）。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至少可以给人们的启示是：应税收入对于边际税率具有很高的敏感度。这说明，降低边际税率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比我们估计的数值小得多。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里根政府积极使用拉弗曲线“降低富人的税收”。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税收收入几乎每年都在上升，自从里根减税以来，其他人口的收入并没有显着增加。这一说法得到了里根研究者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在里根执政时期，顶层1％的人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而其他收入水平的人的收入只有微小的增长；最底层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图1-8）。在里根执政期间，国家债务从9,970亿美元增长到2.85万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权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二）小布什减税政策

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任美国总统时期（2001-2009年）实施减税政策。

2000年上半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4.0%，下半年就降到了1.6%。有鉴于此，小布什在2001年和2003年颁布的一系列临时所得税减免措施，分别为《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减税降低了所有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减少了婚姻罚款，降低了资本利得税，降低了税率在股息收入方面，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取消了对高收入纳税人的个人豁免的淘汰，取消了逐项扣除的淘汰，并取消了遗产税[6]

。实际上，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力度空前，仅2003年减税规模就达到了608亿美元。减税政策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增加就业的效果，但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甚微。2000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4.14%，2001年下降为1.08%。同时，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带来了国内的巨额赤字。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是236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2003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就达到了3740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2%。由于减税带来的经济刺激远远小于政策执行的财政成本，因此，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于雯杰，22016）。

（三）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措施及效果

2008年底奥巴马上台执政，鉴于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到2010年才到期。但2009年奥巴马政府制定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ARRA法案中有三条税收条款，规定2009、2010年期间通过提高育儿税收抵免以及扩大对大型家庭和已婚夫妇薪资收入的税收抵免来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负，同时增加对家中小孩已经就读大学的家庭给予额外税收抵免优惠。2010年的税收法案将上述条款延期至2012年底，计划在2013年年初到期。

2012年底，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案减税措施主要有：一是提高了富人阶层的税收额度，包括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35%提高到39.5%，资本利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15%提高到20%，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35%提高到40%，恢复对高收入纳税人的税收扣除和抵免的限额规定等；二是将小布什政府减税法案中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多项减税措施永久化，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子女抵免、收养抵免，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超过40万美元的部分适用税率将长期维持在2012年的税率水平，不再恢复到之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较高水平等；三是延长了多项公司所得税优惠，例如就业抵免优惠、研发费用抵免优惠、新能源抵免优惠等（于雯杰，22016）。

2011年美国的实际财政赤字达到了1.3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500亿美元。美国的债务风险仍在扩大。2012年的《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虽然仍是两党利益妥协的产物，但其针对富人的增税计划为联邦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利于调节国内的收入分配，此外还为美国的再工业化提供了税收优惠和支持，对稳定和发展美国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奥巴马任期内首次跌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仅为6800亿美元，较2012年的1.09万亿美元减少了约38%。从2013年开始，尽管高失业率、高负债、高赤字仍然困扰着美国政府，但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入温和持续的复苏。根据美国政府官方数据，美国2012年GDP增长率为3.2%，2013年达到了3.4%。显然，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法案》对美国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著的（于雯杰，22016）。

（四）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及效果

2017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并发布《减税和就业法案》。特朗普政府称该法案旨在通过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和就业机会，为美国公司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该法案修正了《美国国内税法》，以降低税率，并修改了关于个人和公司的税收抵免和扣除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的主要内容：

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维持目前7档纳税等级（10%, 15%, 25%, 28%, 33%, 35%和39.6%）不变，但税率的适用范围有所调整且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10%, 12%, 22%, 24%, 32%, 35%和37% ），其中最高税率从目前的39.6%降至37%；

二是将企业所得税从35%大幅降至20%。合伙人公司税率由由39.6%降至25%。此外，对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

三是将目前的全球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对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予以豁免。但同时，此次税改针对跨国企业新增了20%的“执行税”，以限制这些企业通过和美国以外分支机构的内部交易来避税。

四是单身标准减免额由6350美元升至12000美元，家庭标准减免额由12700美元升至24000美元，个人年收入减免额为12000美元以下，家庭年收入减免额为24000美元以下。

五是废除奥巴马医改中“不买保险、就交罚金”的个人强制性条款，使富人不再为穷人的医疗买单；允许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在特朗普看来，税改法案生效后，美国家庭将获得3.2万亿美元的减税。预计将有4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海外回流。根据美国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报告，此次税改会使联邦税收收入在未来10年内减少1.456万亿美元，进一步增加美国债务和预算赤字有利于富人阶层，加剧贫富分化，等等。

六、结束语及评论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实行大幅度的减税政策，从而引致各国政府竞相推行减税政策。因而，人们总会想到拉弗曲线这个优雅而无用的工具。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我去年写的，近期赋闲才将此文续写完稿。

第一，拉弗曲线揭示存在一种最佳税率保证政府取得最优数量的税收。

拉弗曲线揭示：总是存在产生同样税收的两种税率。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或最佳税率（Optimal taxation），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与拉弗同时代也同为供给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裘德・万尼斯基认为，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拉弗曲线必然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拉弗曲线表明：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

第二，拉弗曲线的成立必须以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假设前提，我们运用拉弗曲线理论时必须注意这个前提条件或假设。

  美国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都推行了减税政策或措施，但效果差别很大。我国运用拉弗曲线理论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拉弗曲线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差距的。同时，我国的税收体制和税收结构与发达经济体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1）我国总税率高。2017年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为67.3%，2018年为64.9%（参见图1-9）。

（2）我国企业支付的劳动税和缴费（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普遍较高。劳动税和缴款是企业支付的劳务税和强制性缴款额[7]，我国企业支付的劳动税和缴费为45.4%，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8倍（参见图1-10）。

（3）税收结构差别大。2018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国家税收收入占比为85.3%年，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75.1%；个人所得税占GDP的1.46%，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收入的6.93%；地方财政个人所得税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为5.23% [8]。根据OECD数据库,2017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10.49%，占联邦财政收入的47.9%,远高于OECD国家个税占财政收入比例的平均值24%[9]。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政府往往通过减低个人所得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和增加消费。

（4）中国政府的税收与企业税费负担是不对等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减税降费措施与美国的减税政策是有区别的。2017年中国政府的税收中，增值税占39.05%，企业所得税占22.25%，其他税种占比不足10%（见表1-2）。而企业的税费负担主要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劳动税和缴费等，另外，物流成本[10]、土地租金或房屋租金等费用也比较突出，而这两项费用与政府间接性收费有密切关系。客观地讲，2018年、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第三，拉弗曲线理论与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

运用拉弗曲线理论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避免进入理论误区：

(1) 拉弗曲线所指的是税率是平均税率而不是边际税率。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 MTR）是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属于边际税率。

 (2) 拉弗曲线理论将个人的全部收入视作劳动收入，而忽视了非劳动收入。减低个人所得税直接增加了劳动者个人的收入。随着个人所得税率的逐步增加，理性人将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直至工作极限。反之也然。但是，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所得税效应是次要因素，通常65-80%的人声称其决策并不实质性地受税收的影响（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5.p.59）。因而，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来提高劳动供给、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的，是很难达到预期的。

 (3) 税收对生产要素会产生影响, 但税收对资本的影响与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不同的。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税, 降低税率, 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供给学派认为降低公司所得税比降低个人所得税有更大的供给效应。

（4）中国个人所得税占GDP、占总税收的比重都非常低。中国调整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注重“公平”而不是“效率”，主要是理顺分配关系。

第四，关税与拉弗曲线理论。

 关税(Tariff) 是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或地区）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其进出口商所征收的税收。关税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而影响着商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11]。从理论上讲，可以寻找到一个最佳关税率（均衡点）。大国的最佳关税（optimum tariff）位于自由贸易与禁止性关税（prohibitivetariff）之间。也就是说，拉弗曲线理论也是适用于关税政策的决策的。

如图1-11所示，国Ⅰ和国Ⅱ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贸易均衡点为E；国Ⅱ征收关税，国Ⅰ若不报复，贸易均衡点为E*；国Ⅰ若报复，贸易均衡点为E**（陈宪，韦金鸾，应诚敏，陈晨，2004.pp.170-171）。因此，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要慎用关税报复，甚至不使用关税报复。只有通过精算表明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施用关税报复措施。同时，最佳关税率是一条动态的均衡点轨迹。这是双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由此推之，凡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贸易变量指标，我方不应该承诺在什么时间达到相关规定。例如，我们不能承诺美方要求我方在多少年内将贸易逆差减少到多少金额。因为这不是我单方所能做得到的！

注释：

[1]https://waitingfortax.com/2015/09/07/laffer-curve-an-elegant-useless-idea/）。

[2]Edgar L. Feige and Robert McGee, “Hasthe Federal Reserve Shifted from a Policy of Interest Rate Targets to a Policyof Monetary Aggregate Target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November 1979, pp. 381–403.

[3]Pecorino, Paul, 1995.Tax rates andtax revenues in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Elsevier, vol. 36(3), pages 527-539, December.

[4]Christina D. Romer & David H.Romer, 2010.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Changes: Estimates Based on a NewMeasure of Fiscal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98(2), pages230-35, May.

[5]Mark Koba.The Laffer Curve: CNBCExplains.Published 1:31 PM ET Thu, 22 Sept 2011 Updated 5:45 PM ET Thu, 13 Dec 2012; https://www.cnbc.com

 [6]《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主要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内容包括：（1）个人所得税增加一档最低税率10%；（2）增加子女税收抵扣额度，从原来的500美元，到2001年增加到600美元，2005年增加为700美元，2009年增加为800美元，2010年增加为1000美元；（3）鼓励夫妇联合申报，按照原来的税法，已婚的夫妇比婚前要缴纳更多的税，有失公平，按照新的法案，允许低收入的夫妇在税基中扣除第一个3万美元收入的10%，最高的扣除额度为3000美元；（4）提高遗产税免征额度，从67.5万美元增加到100万美元，降低遗产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从55%降低到45%，决定在2010年取消遗产税，只保留赠与税。《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主要是为企业减负，内容包括：（1）对购买设备或者其他经营性资产的开支给予30%的折旧抵扣；（2）延长亏损的追溯年限，对于2001-2002年期间的经营亏损，允许往前追溯5年，用前几年的利润进行抵消；（3）延长了多项税收优惠的期限。《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主要是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下降到35%，将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从20%降到15%，取消股息税，并对2001年的税收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正（于雯杰，22016）。

 [7] http://www.doingbusiness.org/。

[8]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9] https://data.oecd.org/tax/tax-on-personal-income.htm。

[10]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例，2014年16.6%、2015年15.7%，2016年14.9%，2017年14.6%，2018年14.8%；中国的物流绩效在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LPI)”的排名，中国由2017年27名提升到2018年的12名（世界银行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LPI)报告》）。

 [11]关税、价格和国际贸易的关系。

图1-12说明了没有关税的世界贸易的影响。 在图1-12中，DS表示国内供应，DD表示国内需求。 国内的商品价格是P ，而世界价格是P *。 以较低的价格，国内消费者将消耗价值Qw的商品，但由于本国只能生产Qd，因此必须进口价值Qw-Qd的商品。

当实施关税或其他提高价格的政策时，其效果是提高价格并限制进口量。在图1-13中，价格从非关税P *增加到P'。 由于价格上涨，更多的国内公司愿意生产这种商品，因此Qd向右移动。 这也让Qw离开了。 总体效果是进口减少，国内产量增加和消费者价格上涨。

在近代，关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已经下降。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引入了旨在改善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组织使一个国家更难以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税收，并且可以降低报复性税收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各国已转向非关税壁垒，如配额和出口限制。像WTO这样的组织试图减少关税造成的生产和消费扭曲。这些扭曲是国内生产者由于价格上涨而制造商品的结果，而消费者因价格上涨而购买的商品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降低了关税和贸易壁垒，改善了全球一体化并带来了全球化。政府之间的多边协议增加了降低关税的可能性，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执行降低了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裘德·温尼斯基，1984.赋税、收益和拉弗曲线//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五辑[C].商务印书馆.

郝硕博.拉弗曲线探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0,(6)

维克托·坎托,1984.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及市场生产[A].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五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珍，刘志英.拉弗曲线的深度分析——兼析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政策涵义[J].中南财经政法，2004（1）。

于雯杰.美国三次减税的比较研究[J].公共财政研究，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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