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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尔萨斯(1766-1834)
马尔萨斯是《人口论》一书的作者(1798)，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指数级增长，而资源则以几何级增长。最终人口必然会耗尽资源，不得不为生存而竞争。他认为，在生存竞争中，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能够生存下来。马尔萨斯的观点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生态学基础。
2、斯图尔德（1902-1972）
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学范式的研究，引进了“文化核”的概念。1930年他调研了美国西南部大盆地地区的肖松尼人（又译：肖肖尼人），记录了当地原住民如何极大程度的依赖矮松果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斯图尔德证实了在那里人口密度低，矮松果树分布稀疏的状况，从而印证了人口密度和资源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同样饶有兴致地描述了水的利用和水的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在文化生态学方面的观点受到了他对南美土著族群研究的影响。他编写了一本关于南美印第安人的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斯图尔德的研究现在被看作是特殊和多线进化的范式。跨文化规律存在于相似文化中。
斯图尔德把对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学调查分为三个步骤：1、描述一个社会的自然资源和这个社会所拥有的技术；2、勾画出为这些生计和经济活动服务的社会组织；3、追踪生计和经济活动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Barfield 1997：448）。斯图尔德经常在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之间动摇不定（Barlee 1996）。他为了发现文化现象的规律而使用比较研究方法(Barfield 1997：448)。
3、怀特(White，Leslie)（1900-1975）
怀特持有普遍进化论的成见，他以严密的唯物主义方法而闻名（Barfield 1997：491）。他认为，当人均使用的能量增加时，就发生了文化进化。自从人类的早期开始，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能量不断增加。这种结果导致了文化进化。怀特描述了文化的普遍进化过程，所有的文化进化都可以从人均能量消耗的尺度来衡量。怀特将人类学称为“文化学”，他提出一个文化进化公式：C=E × T (在这里，C=文化（culture）, E=能量（energy）, and T=技术（technology)。 怀特提出了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最终决定人的思维方式。
4、哈里斯(Harris，Marvin)（1927-）
哈里斯在非洲和巴西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主要以发展了文化唯物论而著名。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技术、经济特征在塑造该社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他认为，基础建筑的研究要优先于建筑和上层建筑。（Barfield 1997：137）。基础建筑由生产方式、人口和婚姻模式构成；建筑是指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和服务构成。哈里斯的目的想通过将文化的所有特征与其独特的环境相联系，解释这些文化特征的适应的、唯物主义的合理性。（Milton 1997）。哈里斯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那里任教。他后期在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
5、拉柏波特(Rappaport，Roy A.) (1926-1997)
拉柏波特的主要成就是把生态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拉柏波特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的范式。他把文化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功能。承载量与能量消耗量是拉柏波特在新几内亚所进行研究的主题。他完成了一项有关仪式、宗教和生态的系统研究。这项研究具有共时性和功能主义的特征。人类学的科学进化论、功能主义，以及新生态学，对拉柏波特的研究构成了重要的影响。与斯图尔德、哈里斯一样，拉柏波特对社会的基础建筑尤为关注。他成功的将生态科学和控制论与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融合起来。（Balee 1996）。拉柏波特是密西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曾担任美洲人类学协会主席(1987-89)(Moran 1990:xiii)。
6、维达(Vayda，Andrew P.)
维达是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与生态学名誉教授。他是印度尼西亚茂物的国际林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印度尼西亚附属大学任教。他的专长是对社会科学与生态科学之间的接合的方法论和解释。另外，他指导和参与了几项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开展的有关人类与森林互相作用的研究。他创立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期刊，并且随后很长时间担任编辑。他目前在婆罗洲研究委员会出版物《人类学理论》（Anthropological Theory）编辑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编辑部，以及热带火灾协会委员会等部门任职。
7、内廷(Netting，Robert McM.)
内廷的著作涉及农业耕作、家庭组织、土地所有制、战争、历史人口统计学和文化生态学（Netting 1977）。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他的著作有：Hill Farmers of Nigeria：Cultural Ecology of the Kofyar of the Jos Plateau，Cultural Ecology，和 Balancing on Alp：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oran 1984：xii）。
8、康克林 (Conklin，Harold)（1926- )
康克林在生态人类学中以证实了在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稀疏条件下，实行刀耕火种栽培方式，对环境没有破坏性（Netting1996：268）。他详细描述了构成土著食物生产者民族科学内容的植物和动物物种、气候、地形和土壤的广泛而详细的知识（Netting 1996：268）。他建立了具有地形、土地利用和村落边界的详细地图的生态学描述标准。（Netting 1996：268）。康克林的著作主要关注菲律宾哈努努人（Hanunoo）和伊富高人（Ifugao）的农业生态系统中民族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的整合。（Barfield 1997：138）。
9、莫兰(Moran，Emillio F.)
莫兰是生态人类学、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Moran 1984：ix）。他研究过巴西辽阔的亚马逊河流域。他对亚马逊河流域土壤的微观生态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个地区有辽阔的肥沃土地，这被宏观的分析研究所完全忽视（Balee 1996）。莫兰是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Human Adaptability（1982），Developing the Amazon（1981），和 The Dilemma of Amazonian Development（1983） （Moran 1984：ix）。
10、艾伦(Ellen，Roy F.) (1947- )
艾伦研究过生计行为的生态学、民族生物学、分类体系，以及贸易社会组织（Moran 1990：X）。他是英国肯特大学的人类学和人类生态学教授（Moran 1990：X）。他关于西爪哇努奥鲁人（Nuaulu）的研究，使得他关注当地土著民族的意识概念以及对环境的理解（Ellen 1993 ）。 艾伦的著作包括：Nuaulu Settlement and Ecology（1981），Environment，Subsistence and System : The Ecology of Small-Scale Social Formations (1982)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and Malinowski between Worlds(1989) 。
11、巴利（Balee，William）（1954- ）
巴利主要从事历史生态学范式的研究（Barfield 1997：138）他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卡阿坡人（Ka’apor）中完成了极有价值的生态学研究。巴利试图在他新的研究框架中将民族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地域生态学整合起来（Barfield 1997：138）。他证明了卡阿坡人在尊重当地一种重要资源黄脚龟时表现出来的无意识形式的管理。这些土著群体在邻近地区的黄脚龟灭绝之前就迁走。这些土著群体还开发村庄更多地区寻找龟。（Balee1996）。他著有Footprints of the Forest：Ka’apor Ethnobotany—The Historecal Ecology of Plant Utilization by an Amazonian People （1993）一书，主编了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柏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杜兰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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