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茶叶鸦片贸易战         

                     张念瑜

以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实际上，“鸦片战争”是中英茶叶鸦片贸易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最后引致两国军事方面的战争，大清帝国战败了，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关于中英茶叶鸦片战问题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我们仅从中英贸易战博弈策略的视角来理清中国近代史是如何开幕的。

  一、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状况

 十一世纪之后的西欧，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开始兴起，并形成了城市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此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或诉求的运动或事件不断涌现：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路；1517-1546年，马丁·路德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15世纪-18世纪，西欧进入重商主义时代，西欧民族国家开始对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也就是这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通过海路来到了中国。

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组建了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00年12月31日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专利特许。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1773年，英国通过了《东印度公司法案》，明确地建立了国会对公司的主权和最终控制权力。英国《1784年东印度公司法案(皮特法案)》明确规定公司的政治活动服从英国政府命令。为了达到这个任务，法案就印度事务建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大臣、一名国务大臣和四名由国皇任命的枢密院顾问官。

此后，其他西欧国家也随之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表1-1）。

通过航海，最先来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其次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再次是英国人。由于陆道不通，葡萄牙人先是发现了好望角，接着又发现了印度。之后不久又入侵印度，占据科钦、果阿。控制马六甲海峡，接着又到了暹罗（泰国），最后来到了中国。荷兰人、英国人都是经过好望角、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的。

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国家通行的是独占，即宗主国强制殖民地及附属国只能和宗主国贸易。但最先来中国的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也从事海盗活动，但都被大明帝国的军队所驱逐。最后逃到了澳门。自1553年开始，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后来葡萄牙人逐渐占领了澳门。1887年中葡条约签订，葡萄牙人已基本上占有了澳门半岛。葡萄牙人以澳门为“跳板”，垄断了大部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后来荷兰人来了之后才打破了葡萄牙人的独占。荷兰人在他们所控制的据点也采取的是独占的方式（马士，2016.p.16）。

荷兰东印度公司想进入中国，也遭到了葡萄牙人一样的命运。1633年10月22日,大明帝国的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金门附近的料罗湾爆发了一场海战。由于明朝政府拉拢盘踞在该海域的海商首领郑芝龙最后战胜荷兰东印度公司（甘颖轩.2016）。荷方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加强与普通海商之间的合作,让后者在明荷交涉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成功地说服明朝地方政府开放台湾的自由贸易,两岸贸易此后迅速发展起来,荷方也得以从中赚取巨额利润（陈思，2015）。1604年和1622年两次侵占澎湖，均被明朝军队驱逐；1642年，荷军打败西班牙殖民者，夺占了台湾的西南部和北部。1661年，郑成功率军在台湾登陆战胜了荷兰军队，并收复台湾。

英国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肮道, 曾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探险队, 并几次致书中国皇帝,表示与中国通商的愿望, 但都未能如愿以偿。英属东印度公司也是经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贸易,开始了中英在东南亚和日本的间接贸易, 爪哇的万丹和日本的平户成为中英间接贸易的中转站。1622年，英、荷联合进攻澳门, 妄图取葡萄牙而代之，但因葡萄牙人早有准备而被打败。

1636年7月，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四艘船在威得尔上尉的带领下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却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乔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占炮台后，扯下明朝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广州官员随即派葡萄牙人诺雷蒂(Pallo Noretti)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与明朝官员交涉，欲建设贸易关系，但遭到澳门总督和议事会的书面抗议，反对他进入广州贸易，而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要求他离开中国海域。同时，英船却继续深入广州内河，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逃走。

威得尔欲在广州建立贸易关系的希望破灭后，对中国沿海进行破坏，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放火烧小城镇、炮台（马士，2016.p.25）。但英国商人则在广州由明朝官兵控制。威得尔一方面向澳门总督和议事会抗议，一方面也向明朝巡抚请求。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了明朝政府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德尔向明朝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明朝政府返还被扣押的商人、款项和货物，但要求他们不得再进入中国河面，但允许在澳门做一些生意（马士，2016.p.26）。

   实际上，威得尔领导的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没有取得立足点，也就没有做成贸易。威得尔回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英两国国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中国，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1662年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人，随后下令开放海禁,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指定江苏的云台山、浙江的宁波、福廷的门、广东的黄埔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另立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至此, 中英贸易也由与中国地方政权的局部贸易关系跨入与中国全面直接贸易的新阶段。

然而，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中英之间的直接商务冲突日益突出起来。清政府为防范英国扩大侵华范围, 维护帝国安全,1736年(乾隆元年)下令改四口通商为对外贸易限广州一口。此后,中英之间的商务矛盾进一步发展,1759年发生了洪仁辉告御状事件。对此, 清政府深感必须加强对广州“夷商”的管理与防范,于是制定了《防范外夷规定》。

 英国的商业是由在欧洲市场以出售羊毛以及后来出售呢绒而建立起来的。在英属东印度公司销往中国的“英国货”中，有毛货、宽幅呢、哔叽、羽纱

图1-1   1685-1759年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镑）（每五年进口总额）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附录；萧致治，徐方平（1994）。

图1-2   1760-183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商货中茶叶的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13）。

以及一些铅和偶尔一些康华尔的铜或锡（格林堡，2013.p.6）。英籍商人从广州输出的“中国货”以茶叶为最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另外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纺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严中平，2012.p.9）。但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增长快，1685-1689年中英茶叶贸易额只有4.4096万镑，1755-1759年为1349.701万镑（图1-1、图1-2），增长了300多倍。因而，从1817-1818年开始，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开始由“出超”转变为“入超”（参见图1-3、图1-4）。这对于当时奉行重商主义学说的英国来讲，“吃亏”了。

图1-3   1775-1179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银两）

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18）。

英国为了扭转“入超”（进口大于出口），也是大伤脑筋的。减少进口茶叶，欲罢不能；向中国销售英国的毛货和羊纺织品，不是明亏就是暗亏。十八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英国人终于在印度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发现，中国人极愿接受印度的产品，特别是原棉和鸦片（格林堡，2013.pp.7-8）。中国也生产棉花，但需求量有限。而鸦片却是中国的禁品。中英之间的贸易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来了。

图1-4  1760-1833年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银两）及其指数        （%）           

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3）。注：英国进出口包括印度。

二、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对外贸易状况

中国从战国时代就已经推广铁器牛耕和灌溉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模式。同时，国家主导着手工业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私营工商业勃然兴起。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多为生产、生活实用的、先进的产品；进口的多为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非人工制造的奢侈品。

两汉时期，汉人开辟出由后世称谓的“丝绸之路”。汉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铁器、漆器、釉陶和纸张等。进口的主要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奢侈品，其中宝马进口受重视（白明，2015.p.12）。到隋唐时期，因“丝绸之路”阻塞和陆路交通困难，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的远航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同时，唐宋在与周边少数民族交界的地方设立“互市”，以丝绸换牲畜；在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设立“茶马互市”。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陶瓷（白明，2015.p.12）。

实际上，在明代之前，贸易商品以奢侈品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大宗商品海上贸易始于明代。明代最主要的海上贸易商品是丝绸、陶瓷、铜钱、书籍、药材、棉布、蔗糖。茶叶到清代才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刘军，2010）。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沿袭明朝的严守海禁,限制朝贡贸易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在上文已述，1662年收复台湾之后，康熙下令开放海禁, 1685年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1736年(乾隆元年)下令改四口通商为对外贸易限广州一口。清朝与西欧国家的矛盾与纠纷主要是与英国的矛盾与纠纷。因为在欧美各海上贸易国总额中，英国占比高（参见图1-5）。

图1-5  1764-1833年中英贸易占清朝与欧美各海上贸易国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4）。

 由于英国发现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受中国人的欢迎，可以从中国那里换回银元，扩大对华贸易有积极性。而对清政府减少海关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不满的。1759 年英商洪仁辉（James Flint，英国人，英属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不遵守中国政府限一口通商的规定而擅自到宁波、天津一带试探；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和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以外交方式来华交涉。

1729年（雍正七年），清朝颁布了禁止鸦片买卖和经营的法令。英属东印度公司是由英王颁发专利特许，直接与清廷在广州设立的专营外贸的“十三行”交易。所以，在正规的贸易中不可能出现鸦片贸易。同时，清廷也设立了缉私船队防止走私。从表面上看，禁烟法令的贯彻落实好像是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了。但清政府的腐败与贪婪将这些法律防线打得粉碎。

鸦片走私的主力是“港脚商”（country  merchant）。他们是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进行贸易的印度或英国私商。他们拥有一批专门用来运货的商船(称“港脚船”)。港脚商所从事的贸易称为“港脚贸易”（the CountryTrade）。实际上，“港脚商”是经过东印度公司特许而从事印中贸易的“私商”（或称“散商”、“自由商人”)，有的也成立了公司（房德邻，1990）。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派遣一艘武装船载运鸦片到加尔各答, 换船后便利用“港脚商”走私贿赂和其他非法手段, 大量地将鸦片从印度偷运到中国。鸦片之所以能够成功走私和偷运，与当时清朝政府的腐败是紧密相关的。当时负责缉私的水师官兵和海关官员收到大量的贿赂，鸦片贸易反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高。再后来，缉私船直接夹带鸦片，其所藏的鸦片甚至超过了走私船。

港脚商走私鸦片后获得的银两也须偷漏出洋。银两出洋需要以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与“外夷”（港脚商等）勾结（杨端六，2007.p.194）[1]。按照现在的话讲，鸦片走私贩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三、鸦片是英国对付中国的“王炸”

   在中英贸易战中，英国人将鸦片投向了中国，犹如“王炸”，立刻使中国陷入困境。中国在中英贸易中逐渐由“出超”转为“入超”；鸦片轻易地瓦解了清朝的法禁；撕毁了礼义之邦的遮羞布，让有闲者斯文扫地，使青壮年萎靡不振，造成无数的家庭破败，等等。为什么鸦片对中国社会有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呢？

（一）中国人嗜食鸦片的直接原因

鸦片的主要原料来源于罂粟（somniferum，即“催眠”）。罂粟在7世纪末8世纪初传入中国（连东，2018.p.38）。《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乾封二年（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唐高宗时期的苏敬编修的《唐本草》就记有“底也伽”。“底也伽”含有“鸦片”（苏智良，2017.p.24）。明朝列为藩属“贡品”，作为药物。

鸦片中含有二十多种生物碱，但临床常用的只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和那可汀四种，其他生物碱皆含量低微，对鸦片的作用无所影响。鸦片中的吗啡(Morphine)含量为4%-21%，平均为10%左右。在1650年之前，鸦片一般为食药，如用于镇咳、止泻等。

吸食鸦片烟一开始与烟草有密切的关系。16世纪时烟草相继由菲律宾、越南、朝鲜传入中国，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也有资料说大约17世纪初，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方法，首先出现于印度东部地区，即曼达克发明（连东，2018.p.68）。17世纪中叶后，鸦片烟被发明出来（连东，2018.p.70），此后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东南沿海，英国人将鸦片全面传入中国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吸食鸦片会成瘾，最后会中毒而亡。但晚清和民国人还是视为最爱。根据有关记载，清朝、民国人嗜食鸦片的直接原因有：

第一，鸦片可以增强性功能。李时珍《本草纲•卷二十三》指出：“阿芙蓉（鸦片），…能涩丈夫精气，俗人房中术用之。”因此，许多人通过吸食鸦片来“以媚房中”（中国史学会，1954. pp.316-317）。

第二，吸食鸦片可产生某种快感。初次吸食鸦片，并不都是有快乐感，相反还有难受的感觉，例如恶心呕吐、头昏、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视物模糊，甚至有焦虑等，但此种难受感经几次吸食后逐渐出现了欣快感，或者两者并存，如此反复后，鸦片的依赖性已经产生了。一旦不再服用，便出现了使人更加难受的戒断。但吸食鸦片的人多为有闲阶级所享受的所谓的“高雅娱乐”（陆吉康，段艳，姚会元,2010)。

第三，鸦片具有引起兴奋的功用。1975年美国学者史景迁研究清代鸦片烟毒问题时，分析了不同吸食鸦片的烟民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在考试前吸食鸦片是为了考出好成绩；商人吸食鸦片是为了头脑更灵活；文人、幕僚吸食鸦片则是暂时逃避现实困境；吸食鸦片的官兵更可能是为改变乏味枯燥的生活（史景迁，2005；赵华，2016. p,10）。

第四，鸦片被作为药物而滥用。鸦片作为药物可用于止痛、止泻，镇咳和治理创伤等方面有奇效。但往往被没有医学知识的普通老百姓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来使用。鸦片在一些地区，“黄童白发，大都吸食。饷客以烟，疗病以烟，婴孩不适，竟忍哺以烟。”（中国史学会，1954. p.259）

（二）中国人发明了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消费量成倍增长

鸦片本是“臭恶可憎”，吃鸦片难以逾越感官上的障碍。乾隆年间，鸦片烟在中国各省流传开来。但人们认为吸食鸦片烟与吸食烟草没有什么不同。1785年前后，广东的一位丧偶的富妇出家为尼，为缓解精神压抑，将鸦片膏烤炙而嗅其烟气，由此，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就被发明出来了。由此使鸦片的消费量一下子提高了6-9倍。1729-1780年，中国鸦片进口由200箱提高到1500箱。而1786年一年至少进口了2000箱，并且价格高（连东，2018.pp.99-100）。

中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增加，使得白银随鸦片进口的增加而大量流出国门。从1827年开始，清朝处于白银流出大于流入的状态（入超）（参见图1-6）。白银的大量流出，导致银价上涨，1821年银铜币比价上涨指数为100%，1850年为176.10%（参见图1-7）。

图1-6  1800-1834年间广州白银出超入超统计（银两）

注：出超为出口大于进口；入超为口大于出口（严中平，2012.p.29）。

图1-7  1798-1850年白银外流状况下的中国银钱比价（铜/1两银）

注：指数以1821年=100。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33）。

（三）清朝封建主义政法体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

 在十九世纪，鸦片并没有被定性为毒品[2]。在英国，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鸦片贸易和香烟买卖一样，是合法正常的，只不过吸食鸦片在英国没有市场。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真正禁止鸦片则是在1914年。

实际上，英国迫于国内反鸦片运动的压力（郭曦晓，1987），1842年8月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1858年中国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署的《天津条约》都没有涉及鸦片贸易问题，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这使得鸦片贸易有法律空子可钻。

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颁布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禁烟法规。但每年进口的鸦片都是以“药用”的名义进口的，鸦片贸易反而逐年增加。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鸦片贸易增长了20倍。嘉庆和道光时期，禁烟的法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见表1-2）。对种植罂粟和熬制鸦片烟的、销售鸦片及开设烟馆的、政府工作人员禁烟失职的、外国货船和外国人夹带鸦片的行为，都有法律规范和惩罚办法。

实际上，英属东印度公司是受国会和英国政府双重量领导的，是代表国家的。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禁止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在孟加拉生产的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在那里由港脚商运到中国沿海，然后由中国国内的烟贩从港脚商那里购买后流插全国各地。在表面上东印度公司是遵守中国禁烟法规的，英国来华使团也告戒英国商人要遵守中国禁烟法规[3]，但“港脚商”也需要东印度公司特许。由图1-8可知，1828-1833年，走私鸦片贸易比合法商品进口总值还要高。

图1-8  1817-1834年间广州对欧美海上合法贸易和走私鸦片值（银两）

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32）。

鸦片走私如此猖獗，主要是清政府公务人员腐败，禁烟法规根本得不到贯彻落实。一个仅适合于农耕文明的、由少数官员监督多数官员和公职人员的政治体制是完全不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并不是中国人比西欧人更缺乏法制意识之类伪问题。

（四）中国传统世俗文化中超强的唯物主义精神

中国人超强的唯物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一是更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孙中山，2012. p.77）；二是就灵魂与肉体相比，更关注肉体。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人为身体的享受发明出许多技术与方法。烟草、鸦片进入中国之后，吸食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改进，鸦片成为撂倒一个民族的利器。

四、中国人以茶叶为“王炸”，企图“以茶制夷”

 （一）清朝君臣们认为西欧人离不开茶叶，中国卖茶叶给他们是对他们的恩赐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从唐宋时期开始，中原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以茶制夷,茶马互市”的国策。

17世纪初期，由荷兰人首先将茶叶带入欧洲。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的日常饮品。1755-1759年，英国进口中国茶叶的价值为134.9701万镑，致使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为了改变“入超”状态，英国在印度找到了中国人喜欢的鸦片。因此，中英鸦片战争实质是中英茶叶贸易战。

面对英国的挑衅，清朝君臣们很快形成了“以茶制夷”的共识。现在的“夷”是指西欧人。天朝君臣们误以为：西洋夷人与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差不多，是食肉饮酪的野蛮人，没有茶叶助消化，他们无法活命。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清国，并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英王乔治二世的救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磁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梁廷枏,2014.pp.5-7）。天朝皇帝这种傲慢与无知影响深远，并成为此后天朝君臣们的一种定式的思维。

道光时期的大臣曾望颜(1790—1870)说：“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直隶总督琦善认为：“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要以大黄茶叶通肠神药。”（宾汉，2004.p.307）林则徐说：“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周重林，2012.p.8）这些观点是十分可笑的。他们不曾思考过：在中国茶叶、大黄未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民是不是都 “活活憋死”？  

因此，魏源(1794-1857年)指出：“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魏源，1998. p.35）因此，为扭转因鸦片大量进口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要么扩大茶叶外贸并不断提高茶叶价格[4]；要么阻断鸦片走私，或者多管齐下。在如何禁鸦片烟的问题上，在清政府高层形成了严禁论和驰禁论两类策略。而无论是驰禁论还是严禁论，都把“以茶制夷”作为基本工具。

（二）驰禁论

驰禁论代表人物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5]。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鸦片输入日愈增长，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清廷对禁止鸦片问题发生争论，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于这年四月二十七日向道光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6]，提出了驰禁论的主张。

许乃济上奏折建议开放鸦片禁令的基本理由是：第一，吸食鸦片虽然有损人的寿命，但“今海内生齿日众，无减耗户口之虞”；第二，鸦片之所以走私盛行，使大批白银外流，是“鸦片烟例禁愈严”的结果。因为禁烟前鸦片入关纳税，在洋行以货易货，白银并未外流，禁烟后鸦片不能公开贸易，不仅得不到税收，且走私“皆用银私售”，致使大量白银外流。第三，禁烟前内地可种罂粟、制土烟；禁后得利薮全归外洋；禁前吸食自由而人少，禁后“吸食者日众，几遍天下”；第四，禁前贩运无需走私，而禁后“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鹜利,鬼蜮伎俩, 法令实有时而穷”。（陈舜臣，1967.pp.1-2）。针对有人提出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的封关禁海主张，许乃济则认为,“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显然，许乃济看到了中国人着迷于鸦片、欧洲人需要茶叶的市场需求和商业利益的诱惑。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是“堵”不住的，只能采用“疏”的方法。

许乃济弛禁策略的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准许鸦片合法贸易,并课征关税，即参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 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 轻于行贿, 在彼亦必乐从。”（齐思和，1959.pp. 217-218）。第二,准许内地人民栽种罂粟,以土烟抵制洋烟。第三,禁官不禁民。“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 或储材备用, 不得任令沾染恶习”，“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齐思和，1959.pp. 216-219）。

道光帝对许乃济的奏折十分重视。他特别圈点出第二要点，发到广州，征求邓廷桢等人的意见。邓廷桢的确前任卢坤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邓廷桢一直对这个问题隐忍不发。为此，他们利用好这次附会之机。“立制贵乎因时，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则不得不筹变通之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2,p.166，p.20,p.209）。这种变通，就是鸦片弛禁政策。他们完全赞同许乃济的主张，广东军政方面拿出了九条意见，都是针对许乃济意见的具体措施。十三行也上书总督府，表示支持许乃济。在弛禁论方面，广东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根据同期义律与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的信件往来，英商和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合法化高度认同，一点也不介意未来会陷入与中国本土鸦片的竞争。他们把许乃济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四处发放，马克思由此读到了这篇奏折（周重林，2012.pp.56-57）。马克思指出：“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审议，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马克思恩格斯，1977.p.28）

许乃济的策略受到清廷大臣们与其他地方政界一边倒的反对。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针峰相对地进行批驳：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用茶叶换鸦片来减少白银外流的想法不切实际，中方的茶叶、生丝等不能冲抵鸦片，银子还得外流；鸦片只禁官方，不禁民间，会诱使更多的百姓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毛病。所以，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加重刑罚，严防从海关流入鸦片。朱樽、许球、袁玉麟

许球于道光十六年九月上奏折《请禁鸦片疏》批驳许乃济，强调禁止鸦片售买和吸食，民间与官兵一样都要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江西道御史袁玉麟的《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再次强调了弛禁论无疑是祸国殃民，赞成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和小民吸食鸦片战争片，取消鸦片关税。此后，再无人上有关鸦片弛禁论的奏折。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2,p.166，p.20,pp.254-257），强调对吸食鸦片者进行严惩。提出无论官民，吸食者给予1年期限戒烟，不成者平民处以死罪，官吏加等治罪等几项具体的禁烟措施。道光帝将奏疏交内外大臣讨论，议立章程。爵滋又连疏二次，提出禁烟必派主禁大臣，严惩私通番夷首恶者。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1月)，在形势的逼迫下，道光帝采取了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在召见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之前，许乃济被“降为六品顶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2. p.391）。

（三）严禁论

1836年，道光帝将许乃济的奏折送各地征求意见时，在清廷和各地方的大部分官员都赞成严格禁止鸦片。1838年(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禁烟。在参加讨论这个建议的各省官员中,反对者有琦善、伊里布等20人,其中满员13人;赞成者有林则徐等8人,其中汉员6人。28人中,反对派占多数,满员占反对派的多数（袁武振，1984）。因此，有的著作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不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以及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关于直隶总督琦善是属于“驰禁派”还是“严禁派”，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为此，我对几个问题做些介绍：

第一，禁烟策略问题。朱樽认为禁烟的重点是严防从海关流入鸦片；许球强调禁止鸦片售买和吸食；黄爵滋强调对吸食鸦片者进行严惩；林则徐赞同出台峻法治理鸦片，并认为禁烟之难在于改变吸食者的思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2：260）。林则徐到广州之后把他以前的“重治吸食为先”之策改为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刘小铁，1986）。

第二，是全面闭关锁国还是针对英国。琦善主张闭关锁国。理由是封关可以制夷。这也是建立在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大黄的认识上。同时，琦善也认为，与外夷做生意存在风险。因为夷人所带的银元是水银所制，倘若数年不用，就会变成飞蛾蛀虫，他们的银也会长出翅膀飞走（周重林，2012.p.9）。这种愚蠢的看法影响着道光帝。1839年9月，清军对英作战取得“九龙之战”胜利之后，道光帝要求林则徐继续武力抗英；如果英国人‘战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贸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第227）英国人不以九龙战败为戒，继续武装挑衅，林则徐下令从1839年12月6日起，停止中英贸易。但林则徐与全面闭关锁国论略有不同。他认为，走私鸦片主要是英国或印度商人，不是所有的西夷人，应该区别对待。

第三，直隶总督琦善的观点属严禁论而不是驰禁论。琦善是道光帝禁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禁烟以来，他在天津查获1.3万斤鸦片，收缴数量仅次于广州。同时，正如上文已述，琦善主张闭关锁国。琦善反对重刑治烟民，担忧引起社会不稳定。

（四）道光帝由早期偏向于驰禁论到全面转向严禁论

道光帝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他在位30年，终年69岁。道光时期是中国历史由中古向近代的转折点。如果说乾隆是傲慢与无知，那么，道光是昏庸与无知。我在此讲的“无知”是特指他们对当今世界形势、国际关系的无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无知。据说，道光帝还不知道英国在何方。他派人审问英俘，竟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任静，2008）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的奏折提供了解决白银外流的对策，道光帝心动了，偏向了驰禁论。随着反对意见的增多和问题研讨的深化，他倒向了严禁论。从许乃济上奏折到对许乃济降级处理和任命林则徐禁烟(1838年11月）。在这前后二年零四个月里，英商从开始听到驰禁论的奏折而欢呼，大量囤积鸦片，等待争鸦片贸易开禁，最终等到的是全面禁烟，囤积的鸦片面临收缴，。这更刺激了与英国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严禁论占优势的时候，清廷上下大多数大臣缺乏冷静思考，没有考虑到与禁“烟”相配合的应该是备战，严禁被当做一面大旗来使用，成为部分人追求声名的途径。十分遗憾，仿佛只有林则徐等少数官僚着手准备防务，在如此损害英国利益的情况下不做任何防范是十分愚蠢的。他们拿着对付国内臣民的傲慢方式来对付世界列强，由此付出沉重代价也就不足奇怪。

五、中英贸易战促进了双方的产业政策调整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

    （一）英国成功实施茶叶进口替代战略

我们在上文已述，英国对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1900年，英国茶叶消费量占世界茶叶消费总量的49.72%（郑乃辉，2003）。英国为了改变“入超”，一方面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开展进口替代。实际上，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尽管英国积极扩大了鸦片走私，但并没有扭转“入超”的状况[7]。

英国在英属印度和美国等殖民地培育茶叶生产基地。我国一本茶叶贸易战方面的著作写道：“从英国人偷走我们的茶树、茶种开始，我们就丧失了资源优势。从英国人把第一批印度茶运往英国销售开始，我们就丧失了市场优势。”（周重林，2012.p.64）。181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了天然茶树即“Camillia sinensis assamica”， 阿萨姆邦是印度最大的茶叶种植地区。当英国在殖民地种植茶叶之后，开始限制中国茶叶进口。1847年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的进口关税高达200%-350%（《中国经济发展史》编写组，2016.1475）。

1850年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汤姆斯·立顿于1890年正式在英国推出立顿红茶。1892年，立顿茶开始了全球化运动，先是在美国设厂，接着又在印度开设分店，并进入了远东市场。1898年，立顿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得到“世界红茶之王”的美名。1972年，联合利华收购了立顿的全线品牌。从此，立顿搭上了联合利华这个全球性的巨轮，开始了更为强势的扩张之路。1992年，立顿进入中国。短短5年之后，立顿就在中国百家商城系列调查中获得茶包销售额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由此，有人说中国被英国一家公司打败了。但有一点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英国成功实现了茶叶的进口替代。

（二）中国完成了鸦片进口替代

1842年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1856年《天津条约》规定进口税率为“值百五”，即关税为5%。1858年英法与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实际上，从1845年开始，英商加大了对华输入鸦片的力度。由图1-9可见，1864年比1834年增加了一倍。

图1-9  1817-1882年中国鸦片进口值（银两）

注：1867-1882年计算单位为海关两。在此，我们按行化银105两折算关平银100两计算[8]。资料来源：严中平（2012.p.32）；滨下武志（2006.pp.251-252）。

 在西欧列强的胁迫下，清政府开禁鸦片，中国本土的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生产合法化（见表1-3）。1879年，我国鸦片进口82927关担，消费总量417227关担，国产自给率80.12%；1906年，国产自给率91.56%（王良行,1997.p.319）。显然，中国也完成了对鸦片的进口替代。

六、结束语及评论

中英茶叶鸦片贸易战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西欧殖民主义者为中国送来了毒品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为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使古老的中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为此，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客观地读这段历史，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第一，中英由贸易摩擦到茶叶鸦片贸易战是两种社会形态运行的必然结果。

   1750年（乾隆十五年)是中欧大分际的刻度，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欧洲由15世纪开辟新航道打开世界市场，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开始全面超越中国。欧洲殖民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企业需要从世界各地攫取原材料和推销其工业产品，实现利润最大化。实际上，从15世纪开始，西欧人就已经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亦商亦盗。

19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等已成为大宗商品，销往周边地区和欧洲各国。同时，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却十分抗拒英国的毛纺织工业品，英中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英国人用鸦片这种毒品投向中国也没有改变英中贸易逆差的状态，只是当英国成功完成了对茶叶的进口替代，才改变了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所以，19世纪中英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由于中英处于两种社会形态：大清帝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农业大国，英国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前者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而傲视一切；后者通晓世界、到处抢占殖民地，并且是实现了军事近代化的强国。一个要闭关自守，一个要开关贸易。这种矛盾的长期积累，任何偶然事件都必然引发军事冲突。

第二，中国人嗜食鸦片有传统文化的因素。

18-19世纪，鸦片在中国各地有吸食者的时候，在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都有大量的吸食者。但这些地区的鸦片烟民只是他们国家或社会的“边缘人”。然而，中国的鸦片烟民则是社会的主流群体，首先是有闲阶级，然后由有闲阶级带动下层社会人员加入鸦片吸食大军。这种情况与吸食方法有关，但可能与中国社会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有超强的唯物主义精神，没有本土产生的“一神”教，普遍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过份追求肉欲的满足。实际上，不仅鸦片吸食在中国蔚然成风，烟草的吸食也蔚然成风，经久不衰。所以，英国人向中国投入鸦片不啻是“王炸”。

第三，清廷内部关于鸦片贸易之“驰禁论”更合理，但却被否定。

1838-1840年，清廷内部围绕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和以茶制夷等问题开展研讨。我个人不赞成学术界有关“驰禁派”和“严禁派”的划分。因为清廷大臣遵旨上奏折，发表意见，提出对策，采纳与否全由皇帝独断。所以不存在所谓的驰禁派和严禁派。故此，我在文中只讲“驰禁论”和“严禁论”。

1836年4月，许乃济的奏折阐述了驰禁论的具体对策，但遭到朱樽、许球、袁玉麟等大臣的批驳。除广州官员支持许乃济外，各地官员大多持反对意见。这时道光帝也开始放弃了许乃济的对策。1838年，黄爵滋上奏提出严禁吸食鸦片的建议。在参加讨论这个建议的各省28位官员中有20位反对，但道光帝却赞成严禁鸦片，并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马克思对道光帝抛弃许乃济的对策而采取严禁鸦片的做法是不屑一顾的，马克思说：“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作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注：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注）；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1977.p.28）

林则徐也在晚年接受了许乃济的观点。1847年,江西抚州署知府文海致信陕西巡抚林则徐,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并防止白银外流。林则徐的回信令文海大跌眼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雪珥.2012）。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由此大清帝国罂粟生产合法化。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许乃济则不是。

第四，中英贸易战推动了双方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

在19世纪的贸易战中，中英双方都调整了产业政策。英国成功实现了茶叶进口替代，并用一家资本主义企业将中国整个茶叶产业打败。中国也成功完成了鸦片的进口替代。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示：“天朝的野蛮人”让中国“人民堕落的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贸易战，产业政策的调整，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 这将是一种规则。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可能还是这样。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过后，双方也会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中国会逐渐减少对美国芯片的依赖，美国也会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实际上，在国家战略规划上，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都不应该留给其他国家“卡脖子”的机会。

注释：

 [1] 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用高纯度的纹银(马蹄银)换低品质的鹰洋(西班牙银币，后称墨西哥银币)而造成白银流失的问题。许多官员对洋商发难，要求他们采用“以货易货”和“以洋银易货”以减少或杜绝国内纹银流失（江口欠雄社，1989.p.91；p.114）。

[2]毒品分为六类，即：（1）鸦片类（鸦片；吗啡；海洛因；杜冷丁，美沙酮等）；（2）古柯类（古柯叶；古柯膏；可卡因）；（3）大麻类（大麻烟；大麻树指；大麻油）；（4）兴奋剂（苯丙胺；甲苯丙胺；利他灵；苯甲吧啡）；（5）抑制剂（巴比妥类；苯二氮草类；安酮等）；（6）致幻剂（LSD；PCD；三甲氧苯乙胺）（苏智良，2017.p.2）。

[3] 1750年公司管理会向来华商船指出:鸦片“这种商品在本口岸是严厉禁止的, 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向属于你船上的各个职员或其他人员查询, 是否藏有, 如果他们有, 你必须尽力用有效办法制止他在此上岸, 这会使我们尊敬的雇主的事业受到极大的妨碍。” （马士，2016.p.483;p.290)。然而, 由于奸商之私运及官吏之贿纵, 雍正年间的禁烟法令逐渐失效。1787 年卡思卡特使团和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 英国给卡思卡特和马戛尔尼的训令中都特别强调:“假如中国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在商约中规定不得运鸦片入中国, 必须答应, 而不要冒着丧失其它重大利益的危险, 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马士，2016.p.483;p.555）这一方面说明英国一直在密切注视中国禁烟法令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说明英国一直在私运鸦片来华（王巨新, 王欣.2007）。

[4]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既然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斤等件，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

[5]许乃济。许乃济为嘉庆十四年（1814年）进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道光三年（1823年）任兵科给事中。道光五年（1825年）任广东肇罗道，七年（1827年）改广东督粮道，道光九年（1829年）改高廉道。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光禄寺少卿，官至太常寺少卿。

[6]许乃济的驰禁论，主要是根据当时广东“名士”吴兰修所作《弭害篇》（梁廷楠，1959），稍加润饰而成的，而吴兰修的《弭害篇》又是阐发早几年许乃济在广东当按察使时与同年顺德何太青议论鸦片问题时何所发表的一套看法。何太青当时提出主张的要点为：“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路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驰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④这些看法大为许乃济所激赏。吴兰修的《弭害篇》并为广东地方大吏所接受，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贡就曾以《粤士私议》附片上奏过，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道光帝的注意。这回许乃济以《弭害篇》为蓝本，重申驰禁论的主张，道光帝便重视了起来，在收到许的奏折后两天即批转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贡以及粤海关监督文祥等议复。九月间，邓廷桢等在复奏中表示完全赞同许乃济的主张，并拟定了实行的章程九条。

[7]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的扩大。从1850年到1856年英国对华易逆差额额从4274，880磅涨到8436，072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蓝皮书：《提交上院的统计》1857年，第2页）。英国在此期间曾扩大对华鸦片走私，其中1845-1849年中国年平均进口3.9万箱，1850-1854年年平均进口5.35万箱，1855-1859年年平均进口6.85万箱（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1842-1856，1957年版，第46页），但鸦片的盈利并不足以弥补其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仅生丝一项出口就可将其抵消（参见：《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贸易仍存在巨大逆差》，https://wenku.baidu.com/view/9d8fd14eb307e87101f696bf.html）。

[8]海关两，又称关银、关平两。近代中国海关征税时使用的计算银两。鸦片战争前，通商各国来华贸易及清政府征缴进出口税，均须按当地银两折算。但各地银两成色、重量不一，折算困难。五口通商后，清政府为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纳税通货，则根据当时商业习用已久的一般惯例，按中国一两等于583.3英厘折算，或一两等于37.7495克(后演变为37.913克)的足色纹银(含93.5374%纯银)。海关在征收关税时，依据当地实际采用的虚银两与纹银的折算标准进行兑换。关平银每100两在上海相当于规元110两4钱，在天津等于行化银105两5钱5分，在汉口约等于洋例银108两7钱5分。但是实际上关平银的实际计算标准并不统一，即使同一海关在同一时期用同一地方银两纳税，兑换率往往也不一致，例如同治、光绪、宣统三朝50年间，天津海关收税，对中国商人以行化银106两5分折关平银100两的标准征税，外国商人则为行化银105两折算关平银100两，俄国商人缴纳茶税时则为行化银103两折算关平银1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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