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引言：本文摘自《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的第二部分“什么是媒介”，该部分是对当前传播领域中有关媒介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及其观点的梳理和辨析，我们刊载在公众号中，以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得知其面貌及变化。

作为中介行为的媒介：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初探

骆世查

摘要:近年来，德布雷的著作翻译和媒介思想研究渐成热点,但是对其媒介学论述中的“媒介”究竟意指为何却始终未曾厘清。德布雷指出，媒介的重点是“中介行为”，这揭示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推理过程，他进而提出信息(message)、中介(medium)、领域(milieu)、调解(mediation)四个媒介学推理阶段。据此，本文认为正是基于这一架构,德布雷以麦克卢汉的思想作为辨析的枢纽，推出了一套在文化与技术互动层面上，旨在探寻多重性质的媒介与讯息，以“媒介圈”作为探查原则，并不断追问人类命运及其媒介学条件的方法和工具。这一套方法在实践和学理的层面均为我们理解自身以及不同时空范畴中的传播活动打开了思路。本文强调，德布雷的媒介理论的核心观点及其独特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五点：第一，凸显媒介载体，并同时紧扣中介行为过程；第二，立足于媒介的双重身份，尤其关注作为一种实践的媒介；第三，反思人类处境，指向诸种信仰机制的探寻；第四，现实介入意图明显，思辨人类社会未来；第五，立场上主张结合媒介研究与符号学研究。总体上,打破二元对立的生态学原则、中介行为的考察视角、文化技术互动的逻辑起点、人类文化传承的现实关怀，构成了德布雷路向上的重要启发。

关键词:德布雷;媒介；中介行为；媒介理论

在数字革命高歌猛进的当下，几乎所有论域都无法忽视“媒介”的维度。有学者(Winthrop-Young & Wutz,1999：xiv)曾提纲挈领地指出,“这种对媒介的聚焦令人联想到麦克卢汉的著作，当然其中也包括基特勒(Kittier)、弗卢瑟(Vilem Flusser)、维瑞里奥(Paul Virilio).克洛克(Arthur Kroker).德布雷(R6gis Debray)的著作中对媒介相关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一并复活了麦克卢汉的思想，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值得与阿多诺、福柯以及海德格尔相提并论”。尽管，为人所熟知的单数“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w是由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94)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而提出的术语，但温索洋(Geoffrey Winthrop-Young)的这一概括显然拓展了“媒介理论”的疆域，即以“麦克卢汉的思想”为枢纽，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议题都为媒介理论作出了贡献。由此亦可知,尽管麦克卢汉在媒介理论的地图中处于中心位置，但梅洛维茨、基特勒、德布雷等人的媒介理论对麦氏理论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在不同的层面展开辨析,它们所指涉的“媒介”当然也就在不同的维度上。

法国学者德布雷首创的“媒介学(mediologie)w尽管竭力与传播学撇清关系，却得到不少传播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对这个学说的基本观点予以梳理，或是结合德布雷部分著作以诠释某些全新的术语(陈卫星，2015；鲁明军,2016；矫雅楠，2015),而对德布雷学说中的“媒介”究竟意指什么、有何特征，又在什么层面上展开等问题不大关注。德布雷的媒介学号称研究“传承”而不仅仅是传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还说“媒介”这个词的重点是中介行为，那么“中介行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促逼着我们进入德布雷的媒介理论:他的“媒介”究竟指的是什么？他是在哪个层面上探讨媒介问题的，为何从这个层面出发？其核心观点为何,在何种意义上拓展了“媒介理论”?最后，这样的媒介理论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一、媒介是什么:德布雷的视野

德布雷(2013：10)指出，“媒介(medio)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行为(mediation,法语中的后缀ion表示动作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这句话至少表明:第一，德布雷的“媒介”不能和“传媒”或“媒体”画上等号，后者的对应词是medias,强调的是渠道和载体的特点，德布雷的媒介既然落到了“中介行为”上,即存在一个调解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在大众传播媒体出现之前出现的，如今被欧洲学者术语化的“媒介化”概念(Krotz, 2009；Thompson, 1995)所指涉的是德布雷口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后来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的媒体，也就是作为客体和对象的“传播工具”，而“信息的大量爆发使我们过分迷恋传播工具”，“为了超越空间,一部大型机器足矣。然而为了超越时间，却需要移动机器和一部发动机,或者是一部具体的机器和一个社会机构”(Debray,2013：7—8)。由此可见，德布雷的“媒介”指向的是问题意识，即不是空间上的扩散，而是时间上的传承，而传承意义上的媒介“总体上意指那些组织我们并使我们长久以来能够言说'我们'的下面的东西”(Cojocariu,2013)。第二，这句话中同时出现了“媒介”和“中介”，它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在汉语里，“中”是一种位置的指称，指的是中间、之间、内部、里面。“介”一方面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铠甲，在甲骨文中“介”字犹如人身上穿着铠甲的样子，中间是人，两边的四点像连在一起的铠甲。在《说文解字》中，“媒”则“谋也”，指的是谋合二姓之人，即媒人。所以在翻译时,德布雷著作的诸多中译本对这两个词并没有严格区分。正如陈卫星(2018)所言，“德布雷强调从Mediateur出发,我们为便于理解或避免直接(将其)等同于哲学，把这个一般翻译为，中介者，的词翻译为，媒介者，,因为事实上要指称的对象也是具体的职业群体，如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员、近代的新闻从业者等”。所以，无论是中介还是媒介,都不是从欧陆“媒介化学派”或者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意义上来说的,Medio要突出的就是某种“中间项”在调解过程中的角色。第三，这里的媒介与“操作设备”分不开则表示它仍然与渠道和载体的特点相关，但重点不在于阐释这些特点本身，而在于这些载体如何被赋予某种中间项的职能、如何在中介行为中发挥功能。

如果德布雷的媒介是“中介行为”的话,那么中介行为又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在作为中介行为的媒介视野之下，我们又该如何展开研究？这大概是德布雷的媒介理论中最难落实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怎么用”德布雷的媒介也就包含了其“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德布雷(2013：139)曾明确描述过这一过程:“媒介学作为一种推理，可以(被)归纳成这样一条轨迹，即4个M,信息(message) A媒介或中介(medium) 领域(milieu)、调解(mediation)这意味着四个不同的阶段，德布雷进一步解释:“信息阶段同实用方法相符合”“媒介阶段同技术方法相符合”“领域阶段同生态学方法相符合”“调解阶段同人类学方法相符合”。根据这样的思路，本研究实际上是将这“4个M”作为某种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来理解，尽管这些实用方法、技术方法、生态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和通常我们理解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拎出其中的方法原则和开展研究的基本立场则是可行且具有参考价值的。值得一提的是，前两个M,即message和medium的关系正是德布雷以麦克卢汉思想为枢纽展开论述的起点，所以本文也会将它们放到一起讨论。接下来本文将通过三个部分来探讨“中介行为”的意义。

(一）“中介即信息？”：物质与实践的多重性质

德布雷的《媒介学引论》第二章的标题就是“中介即信息”，在法语原著中这里所指的就是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即通常被翻译为“媒介即讯息”的“The medium is themessage”。继前面在同一句话中出现媒介和中介之后，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信息”和“讯息”这两个极其容易混淆的概念。从翻译的角度看，这两个词不至于导致混乱，因为德布雷显然和麦克卢汉一样认为媒介有其特定的意涵，不能止步于“内容”(德布雷更多是使用“语言编码”的概念)。从中文的内涵中，我们能找出麦克卢汉名言中的“讯息”不能替换为“信息”的理由，仅就这句话的意思来讲也不至于混淆它们。然而，正如本文在开篇所援引的温索洋的话，如果将德布雷的媒介放到广阔的媒介理论版图上来看，就需要立即澄清此处的“信息”,至少基特勒的“信息物质主义”是针对人文主义而提出来的,这与德布雷的“信息”自然是不同的,后者应该是一个确定（certum ）的领域、叙述的领域、真理（verum）的领域，恰恰是需要主观和信仰介入的领域。

麦克卢汉（2011：18）认为“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造成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相当于麦克卢汉的研究总纲，其中包含至少三个要点:第一，从人的延伸出发,所谓新的尺度主要指媒介反映到人感官尺度上的变化;第二，观察的视角落在社会层面，任何一种延伸都是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的影响;第三，无论是媒介、延伸，还是尺度,都存在若干种,这与梅罗维茨所总结的单数媒介理论的逻辑一致。简言之，理解媒介的关键一环在于理解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然而,德布雷（2016：12）指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不过是底楼,我们还得往上爬。”

德布雷对麦克卢汉的观点主要作了三点批判性阐释。第一，他认为“媒介即讯息”这一说法不仅反映了思想上的混乱，而且也是不合理的。所谓“思想上的混乱”指的是概念的误用，德布雷（2016：67）援引艾柯（Umberto Eco）的评价，以指责麦克卢汉混淆了中介、渠道（channel,或说信息的物质载体）、代码（code,或说语言的内部结构）、讯息（message,或说具体的传播行为的内容）等概念。麦氏媒介理论的历史语境与对彼时大众传播学主流研究的批判有关，他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之别,媒介的特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他所说的媒介包括口语词、书面词、数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印刷术、照片、报纸、汽车、打字机、电话、唱机，等等。麦克卢汉试图阐明的是这些媒介自身改变了人体感官的尺度,而非其承载的内容。艾柯的批评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无论什么媒介，都符应于某种语法结构。因此，“语言”和“符号”作为媒介与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便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但德布雷显然也不完全赞同艾柯，事实上德布雷对符号学可谓大加挞伐,这在其数本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德布雷（2016：67）曾调侃地指出:“对麦克卢汉派所说的没有代码也没有讯息的媒介,符号学家用没有媒介也没有环境的代码来反唇相讥。”因此，一方面代码不是中介行为的必要条件，非语言的手势、体态和语调等均能产生意义,另一方面符号能否进入行动取决于符号的存储，或是记录的物质手段，即代码有没有垄断意义的权力（Debray,2016：69—70）。

第二，麦克卢汉名言中的message要同科学论述区别开来。所谓的科学论述好比2+3=5这个表达式，既没有人称指向,也没有时间性，只要事实同表达相一致即可。而讯息则是“属于规定性的具有时效的东西”，“它有基本的实用主义价值” （Debray,2013：37）。讯息的领域应是确定的领域，同时也是叙述的领域。这些区分同样拓展了麦克卢汉的思想,“媒介即讯息”的前一半指的是诸种媒介各不相同的特质，这是相对于媒介内容来谈的。而德布雷在后一半做文章,认为讯息或信息不是自然的、科学的、实证的东西，而是人文的、信念的、主观确定的东西。这是德布雷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层底色。尽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德布雷的媒介学强调物质优先性，又或者如其他学者一般将其归纳至“中介本体论”（孙玮、谢静,2015）,但我们不能忘记他自己所宣称的，媒介的物质性层面和中介行为过程所体现的仍是人本主义的关怀。麦克卢汉毕竟是“底楼”，他们都将人在各式各样的媒介的组织行为旋涡中的生存处境作为核心关怀。只不过德布雷从中介行为开始谈，探讨的是人类信念式的东西如何经由媒介化而获得物质力量，麦克卢汉则是从人体感官开始谈，探讨的是不同媒介借由延伸人体的不同尺度如何对心理和社会造成长久的影响。

第三,德布雷直接质疑麦克卢汉对“medium”的辨析,他认为被加上定冠词the的中介并不是什么一望即知的确切东西，加上这种貌似唯一的限定词倒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因为“中介”实际上代表了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之间并不互相矛盾，它们往往相互叠加，但却不相互混淆。中介可以指：（1）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类似的图像等）；（2）社会交流规范（说话者或者作家使用的语言）；（3）记录和储存的物理载体（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4）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 （Debray,2013：38）这业已极大地开拓了媒介研究的领域，流行意义上的传播媒介研究遵循的是语言符号或者相关领域（音乐语言、电影语言）的规则。“然而，传承除这些文字语言以外，还包括其他意义载体,如行为、场所、文字、图像、文本、仪式、有形的、建筑物的、精神的、智力的，等等。”（Debray, 2013：11）难怪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德布雷经常引用的拉图尔和布迪厄的认识论立场而言,德布雷的路径使得在行动者不公平地分布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管控下的权力结构中考察人与物的关系变得更为容易（Harrasser,2002）。德布雷等于是为行动者网络分析提供了一条可具体执行的操作方案,即建基于诸种中介事实的实用方法和技术方法。

不难看出,在德布雷看来,媒介不等于讯息,他批判了“媒介即讯息”这一等式本身的正当性，因为这一等式除指出原本就难以产生互动的媒介研究和符号研究之间的割裂以外并没有说出新的东西，而且其化约的表述还将引发进一步的混淆。然后德布雷进一步分别辨析了被麦克卢汉混淆了的“媒介”和“讯息”两个词的复杂性。“媒介”指涉的是多重性质的物质材料,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相比,它更多地强调过程性。同样一个作为媒介的物质，在麦克卢汉看来它的尺度变化是重点，而在德布雷看来，其如何与中介行为过程中诸多不同性质的物质材料共同构成“中间项”才是重点。与符号学家相比,德布雷更多地强调物质性:同样一个媒介，符号学家会将其打碎捏揉进某种抽象的语法结构或符号逻辑，但德布雷将目光放在这些抽象意涵的载具及其操作过程上。而“讯息”指涉的是用于实践(praxis)的那些东西，既不是对文本内容的阐释，也不是对媒介意涵的体认。讯息是不固定的，取决于不同媒介的性质,以及对不同媒介的不同操作过程。媒介和讯息作为德布雷媒介理论的起点，意味着辨察物质材料和实践过程的多重性质成为首要任务，而这里的物质材料和实践过程尤其不能脱离“媒介”的视野，“这个中介，或者说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Debray,2013：122)。所以不同于物质文化研究，德布雷不是针对物本身，而是针对“物”作为媒介的意义，即作为发生关系的存在；不同于行为社会学、行动传播学的研究，德布雷不是针对实践行为，而是针对讯息被用于实践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讯息如何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实践。一言以蔽之，过程决定了意义。

(二)“领域(milieu)”：打破二元对立

与“领域”阶段相对应的是生态学方法，这跟德布雷对“媒介圈(mediasphere)”的诠释是密切相关的。要厘清这一脉络，或可从相对为人所熟悉的媒介环境学入手。波斯曼(2007)指出，亚里士多德使用的ecology是指家庭环境(household),指的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其现代意义是19世纪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tHaeckel) 赋予的，即强调在自然的更大范畴中如何通过互动寻求一种平衡的环境。媒介环境学这一术语将media放在ecology之前，表明其不仅关注媒介,也关注媒介与人的互动形式所呈现的文化特性，所以才有其著名的定义“把媒介当作环境的研究”(Postman, 1970)。 “媒介圈”的概念同样也是受到海克尔的启发。德布雷(2014a：266)指出，海克尔“在1866年打造了‘生态学'这个词来表示对环境以及生命活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百年以后，我们想要帮助他把对自然领域的发现转移到文化领域”。由此可见，媒介圈跟媒介环境学是相关的,但却不能认为它们是比照着“环境”来说的，它们是将环境视为生态系统中人与之发生关系并展开互动的对象，用德布雷(2014a：180)的话说，“生态学推翻了存在于生物和无生命物之间的那堵墙”。在媒介学的研究方法中，这样的“墙”还有很多，譬如文字与思想的对立、内在与外在的对立、理性与工具的对立,等等。所谓的“领域”阶段便是要打破二元对立，并提出一种全新的叙事逻辑，有时德布雷(2014a：171)又将其称为“三元式逻辑(包括媒介在内)”。但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在某种常识层面做加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领域”的原始意义上去。

milieu本就可以被翻译为“环境”或“周围”，既然有“围”的意思，就已然不同于学术书写中惯常使用的“社会背景”，不是背景与论题的对照，而是论题核心及其周边。而meiasphere有着“媒介圈”“媒介域”“媒体界”“媒介球体”等诸多中文译法。德布雷（2013：50）曾主动解释过术语选择问题,sphere ”这个后缀表示包围的意思，而不是面对面的意思,它同场或场域（champ）是相对立的。媒介圈的协同性和侵入性的三维特性同这种二维透视性形成强烈对比”。据《新版罗贝尔大词典》可知sphere主要指球体或球面,即从中心到周围各点形成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球形范围和界限。而champ主要指农田或耕地,是一个相对平面透视的界限较虚的范围。这当然与从中心开始进行三维扩散的sph&e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德布雷（2016：30）还旁敲侧击地论证过“媒介圈”的合法性。例如，不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是因为尽管媒介圈中也存在相互斗争的力量场域，但媒介“圈”的一个更根本性的旨趣在于将有形的介质体系引向赋予该体系意义的无形宏观系统。不用“系统（systeme）”和“结构（structure）”则是因为媒介圈并不纯粹，它总是与其前身交织在一起,并没有那种系统和结构所暗示的跨历史性。故总体而言，“领域”作为一种全新的书写逻辑强调的是具有时空厚度的立体的勾连。

所谓的生态学方法与这样一种视角密切相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无外乎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水文圈,各个三维系统圈彼此交叠且有着明显区别，生物圈最大且在地球上居于中心地位，而“媒介圈不比生物界中的生物圈大，也不比它小。它可以囊括多种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小团体”（Debray,2013：47）。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小团体互相交叠，有的崩溃、解散，有的则转型、重组,没有纯粹的线性的文化壇变。这里的“相互交叠”从生态学方法上来讲，就是文化符号性东西和物质技术类东西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态系统嵌在文化中，就像生态系统嵌在自然中_样;每个媒介域本身都是其前面呈鳞状迭盖的那些媒介域的嵌入，其中有些是活跃的，有些是残存的。”（Debray,2014a：287）为了将生态学的方法原则引入文化领域中，德布雷（2014a：261 —262）总结出六点作为路标，简言之:⑴无论何时,思想活动与其对应的记录、传递和储存技术都是不可分割的;（2）前述记忆工具因时代不同而不同；（3）前述不同体现在信息和人传递、加工、扩散方式的不同上;（4）不同记忆工具及其方式的不同即媒介圈的不同，新旧媒介圈相互妥协，共塑时代;（5）不同媒介圈还意味着不同的时空组合,即现实世界因主导媒介不同而不同；（6）以上可经由物质传递手段的技术演化得以窥见。由此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所谓立体的勾连不仅要看到思想与技术的整体性，也要看到这一整体本身的流变，更要注意这样的媒介分析与不同的现实时空之间的关联。

德布雷接着讲到，智人因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亦被定义为“文化生物”。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自然演化是地球上两条重要轨道，但是自然进化具有天然的积累性,通过基因的进化可以使有机生物更好地适应环境,人类文化却缺乏这种天然的积累能力，所以它必须借助于某种储存和记忆的工具,找到相应的继承物。例如书写就是思想外化和物质化的一种手段。没有这些继承物，人类无法组建自己的文化，也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言说“我们”。所幸，大部分记忆工具和继承物的生命都要比人的一辈子长，物的“死亡记忆”接替和丰富了人类活的记忆。然而，所有档案资料都会受到各种侵蚀破坏、时间摧残乃至天灾人祸，所以媒介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为时间的新斗争”。

交通手段、通讯设备等各类技术为人类节省了时间，但是在文化中却无法节省时间，就像在职业培训领域中的学习、领会、酝酿、成熟等所耗费的时间无法节省。这些无法缩减的天然的东西属于生物时间，而不是工业时间。“每个媒介域日常的性、数、格变化是本能地使用时间，差不多是通过环境的速度系列来进行自动分配。”(Debray,2014a：278)故而，媒介圈的分析要害在于掌握一种“时间动力学”。在不同时代,信息适应环境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读“报”在19世纪是正常的，但在21世纪就显得缓慢和累赘，而“报纸”在19世纪是廉价的，在21世纪又常常陷进入不敷出的窘境。对于档案资料的破坏和媒介圈的更迭，没什么好感伤的，“媒介学家对比较性的回顾会乐此不疲，但同时应该同那些怀旧思想作斗争，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并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Debray,2013：51)。人类文化的累积前进也不例外。“积累并不意味着继续。继承并不等于遗产的机械堆积。当然继承是在明显的断裂和抛弃中形成的。” (Debray,2013：21)媒介学打开的是一个充满斗争和断裂的运动历史世界,“纪念物的优先性”成为媒介学者的首要进路，“从考古学到中介学，或者是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现代的记忆术，，成为媒介学者的主要考察方式。文字便是“话语圈”抵抗时间的主导媒介技术，就像印刷术之于“图文圈”、音像之于“视频圈”。“通过具有主导作用的记忆技术，集体心理得到平衡和稳定，成为社会决定性能力的焦点和被统治媒体(或人)的重组中心。” (Debray,2013：45)

综上，在“领域”阶段，媒介学揭示了生态学的方法原则从自然向文化的转换，“领域”介于内外之间，旨在打破二元对立，凸显一种立体勾连的叙事逻辑。这样的媒介分析摆脱了对媒介技术及其使用的迷信,深入到传承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人如何在与媒介的共存中延续自身、人类文化如何展开新的为时间的斗争。“中介作用也是实现自我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通过中介作用我们才能成为现在的自我,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即刻出现而存在的,人类更是如此。” (Debray, 2013：122)正如德布雷(2013：23)所援引的古兰(Leroi-Gourhan)的观点，“人类主体是通过客体并和客体一起在不断的来回反复中建立起来的”。亦即，人是具有时间性的,与人相关的信息也具有时间性，人类文化更是如此，故而人抵抗时间在身上和文化上的流逝是出于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与人对自己处境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这指向一个重要事实——人身处媒介圈之中，同时后者又独立于个人意志，有着强大的自主性，并且“它迫使我们概括我们的感知”(Debray,2016:30)。正是在这里，德布雷进一步完善了其媒介学的方法论基础。基于麦克卢汉所研究的媒介带来的感知比率的变化，德布雷深入到感知变化背后的宏观网络，注意到单数可见的媒介物的确重要，但德布雷指出具体的网络有更强大而复杂的作用，因为人类文化的真相蕴藏在主导媒介圈之下。正是因为不同的媒介圈接连出现并永远处于互相激活的规则之中，我们的文化史才会既令人惊叹又令人恐慌。

(三)“调解(mediation) ”:人类命运与媒介学条件

这里的“调解”与前文中的“中介行为”使用的是同一个法文单词，它作为媒介学推理的最后一个阶段意味着“中介行为”必须放到媒介学的整体视野中才能被适切地理解。调解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信息阶段、中介阶段、领域阶段的一个归纳。“中介即信息”着重在辨析中介、信息、中介如何作用于信息等概念环节上，突出了人类世界里丰富多样的中介事实、主观确定的人文性信息存在，以及普遍化的中介关系。“领域”着重阐明一套生态学的思想原则，突出了人类文化存续发展的逻辑和法则。而“调解”则是“为了克服对人类起源和本质的虚幻的设想”(Debray, 2013：139)。换言之，就是要调解人类命运中不可逾越的媒介学条件。

克服对人类起源和本质的虚幻的设想,这正是德布雷从古兰和斯蒂格勒那里汲取的灵感。斯蒂格勒(2012：29)也承袭了古兰的研究问题，即“从技术的角度给人类学下一个本质性，因而也是根本性的定义”。人类正是由于能够通过技术弥补缺陷,才获得了人性。在这里德布雷的潜在对话对象或许是符号学家,人类的起源被他们认为是符号的、象征的、神话的，关于媒介圈不厌其烦的讨论似乎也带有回应的任务。在媒介圈的思维中,生态系统里一边是符号部落，一边是由矢量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网络,如果这能成立,那么人们便不能孤立地看待符号物种,尤其是人类自身,“而是要把它们置于它们与环境和竞争物种之间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Debray,2016：100)。卡西尔(Cassirer,1953) 定义了“人是符号的动物”，德布雷则定义出“人是媒介的物种”。人能不传播吗？这一问题已经被无数学者给出过否定的回答。但是人类传播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论及。在德布雷看来，只有在“人类起源”和“存在”的层面认识到人类不可逾越的媒介学条件时，研究者才能意识到“调解”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最终命运。媒介学不是为了研究信息的散发，而是为了研究信息的传承过程，以及找寻信息的获得者，即人们是如何“相信”的,又是在怎样的媒介条件的限制之下产生影响的。(Debray, 2014a：185)

以上只是从目的角度来看“调解”阶段，作为一个富于行为和实践的动态过程，我们需要一步展开mediation和mediasphere的关系。有学者(Papoulias,2004)指出，“德布雷如此看重中介行为这一概念,不仅是意指某种文化现实得以建构的技术路径,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些建构的社会形式。德布雷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与麦克卢汉的技术一元论区别开来”。“技术只是文化的一个独特面向，必然还存在远超于工具传递的文化过程,因为工具本身并不生产忠诚与情感纽带。故而技术只是中介行为过程的一个面向:它构成了文化的物质支撑。但若没有人和社会维度——机构、团体、学派，及其伴随的等级制度、成员规则、做事方式的话,这些支撑也是无效的。”这大致契合德布雷所说的人类命运的媒介学条件。比如他曾以“社会主义”为个案进行研究。社会主义就如同生态系统一样有着生死更迭，他所考察的就是这一历史的生态系统，即由人、传递工具和机构组成的集合。具体而言又包括活跃分子、领导人、理论家、学校、报纸、电话、书籍、图书馆、监狱、拘留所、社团、集团、党派、代表大会、内部大会、座谈会、三级会议、研讨会、聚会，等等。一言以蔽之，“任何集体改造事业都要服从于一个传递技术系统”(Debray,2014a：251)。

不同媒介圈中的中介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兼有一种传递技术、一个象征功能和一种统治方式的相互依存的集合”(Debray,2014a：352)。其实集中体现中介行为与媒介圈关系的还是德布雷的博士论文,它考察的是所谓的“西方观图史”。这与图像史、艺术史显然不同，“观看不同于接受，观看在于对可见物进行整理,对体验加以组织”。“对视角习惯和社会性追本溯源，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考察艺术史。”(Debray, 2014b：25-26)这可以说是一种目光的历史，“专注于可见事物的不可见规贝L这些规则很粗略地为每个时代勾勒了一种状态，一种文化”(德布雷,2014b：3)。这里的时代文化亦和媒介圈的变化有关，因此，德布雷还区分出观看的三个时期(Debray & Rauth,1995),在话语圈是偶像的组织方式(regime of idol),其效率原则或与人的关联是“超验的存在”;在图文圈是技艺的组织方式(regime of art)，观看是“幻觉的表现”;在视频圈是视觉的组织方式(regime of visual),观看是“数码的模拟”。通过这一个案，德布雷进一步阐明“调解”作为媒介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可以改写从前的人类传播活动史。

所以“调解”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行为举措，它意指人类命运的某种基础特征:人是媒介的物种。基于此，立足于“调解”的视角，需要关注的问题域在于“调解”是如何发生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多种多样,科学的、艺术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其中哪些东西历经时间的洗礼构成了人类无法逾越的媒介学条件;“调解”在技术的物质的一面和社会的组织的一面是如何呈现出来的;所谓的“调解”在不同的媒介圈中指向了怎样形态各异的“中介”事实与“信息”特质;等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艰难。

二、从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出发

德布雷意义上的媒介即中介行为。在媒介学路径的四个环节中，中介行为是在技术物质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以及生态思维方式的综合呈现，旨在探寻传承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它的出发点就是研究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并非简单地以物质主义方法来补充文化符号学,“既然我们要研究的是传播的间隙、中间人和中间界面，那我们的(研究)领域就是中间阶层,是夹层。但是'间'这个字指的是一种现实范畴，它永远次要于它所连接的词语，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行动'的'动'这个字，把上述内容叫作技术与文化的互动”。(Debray,2016：12)

“文化和技术的互动”听上去并非高论，但在哲学传统上技术和文化一贯是对立的。就当前的学院知识划分来说，文化和技术也是文理有别，甚至流行观念还会视前者为美学表现，视后者为科学,因此二者就更谈不上互动了。但其实在词源上，“文化”本就指涉一种与“技术”有关的实践面向(Siegert,2007)。德国自19世纪末的工业化起,对文化技术就有诸多讨论,有学者(Winthrop-Young, 2014)介绍，1876年,皇家普鲁士农学院最早在一门课程名称上使用“文化技术”这一概念。“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en)”在当时成为农业经济与环境工程的专有名词。到了 20世纪下半叶，文化技术逐渐被用来探讨电视、电影、录像等视听技术，乃至阅读、写作、打字、录音、算数等知识技术，以及标点、字母、键盘、索引卡、数学、音符、电脑语言等符号操作。德国的媒介理论可谓自成一派，其“关切的重点由意义如何借由符号再现,转移至意义再现形式种种外显的物质性条件”(唐士哲,2017)。德布雷(2013：53)意义上的文化技术则“综合了德国思想家的概念和法国思想家的概念。德国的概念强调了它的物质基础，而法国的概念强调了思想的成果”。

为何要综合德法的概念，或者为何要将文化和技术勾连起来？这背后蕴藏着德布雷深刻的人文关怀。首先，在他看来，技术和文化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技术的逻辑就是要简单化、标准化,进而一步一步使程序和空间同质化，并且技术一定是不断地革新前进的，认识到这一点不代表就是进步论者,反对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反对进化论。关于技术的逻辑，德布雷提出了若干效应加以阐明,如“棘轮效应(effet-cliquets)”表明技术进步的不可逆性;“驿站效应(effet-diligence)”表明新技术总是从模仿旧技术起步;“发现效应(effet-decouverte) ”表明新技术的出现会让旧技术的本质得以显露;“臆想效应(effet delire) ”表明人们总是对新技术的社会力量寄予厚望;“慢跑效应(effet-jogging) ”表明在新技术面前旧技术会以某种形式转化,等等。这不免让人联想起麦克卢汉(1966)的“后视镜原理”，乃至“媒介四定律”——提升、再现、过时、逆转(McLuhan,1988)o然而，文化的历史没有纯粹意义上的进步，不同时代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平等地位，而非技术那样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更难以说存在某种“定律”。在德布雷看来，人类历史是合二为一的历史:人与人的关系史,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史。艺术、宗教、神话、政治属于前者,科学和技术属于后者。这一史观拓展了麦克卢汉的视野。技术总是不断更新的，文化却是不断重复的。技术能够生发出兼容的功能，但文化往往具有抵抗性。技术具有时间方向性，指向全球化，而文化旨在划界并宣称独特性，将时间内在化。有了如此多的根本分歧，文化和技术的“互动”才有其价值，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彼此抵消抑制,只有在互动的视野下才能把握住传承的独特性。

再者，文化的独特性和主观性，又如何与技术的直线性和标准化共存？这又牵涉到文化和技术发展趋势中彼此依存的特性。技术的标准化不是中立的,而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今天最大的政治战争就是争取标准化的战争。”(Debray,2013：58)媒介技术不能被缩减为纯粹的工具。技术物及其操作都是文化的矢量。因此，在媒介研究领域，媒介学作为一种补充方法的框架体系，要将媒介的技术元素置于更大的制度和文化语境中(Turnley,2011)o媒介技术的无远弗届让当前这个时代迎来了“文化多元主义或者跨文化主义大爆炸的时期” (Debray, 2013：193),但文化的结局似乎更像是文化特性的衰减。对德布雷来说,为文化特性而斗争是生命冲动的一部分，就像是抵制致命的同质化过程的本能运动一般。不难看出，对传承的研究是希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丰富的记忆，当前文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过度的传播，以及相应传承的缺乏。这就是德布雷所诊断出来的“文化危机”，也是要将文化和技术勾连起来的原因。技术的狂热打破了人类文化最基本的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布雷持有一种激进的立场。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批判尤为重要，而另一些人对莱维(Paul Pierre L6vy)充满光明的观点以及人类终将实现和平博爱的命运深感认同。德布雷(2013：200)自认为是“一个喜欢处于中央地带而不是极端地域的人”。

从“方法”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中央地带极难立足，这也是德布雷在多本著作中都反复论及媒介学的学科独特价值的原因。毕竟这不仅是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外找了一处中庸的地方，它所牵涉的是学术进路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人评价，根据德布雷的媒介学,一种新(技术)媒介的文化采用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传播过程，如信息的空间传递，而且还影响了知识生产实践以及人们对学术的理解,学术方法也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Schwalbe,2010)。也有学者从理论上将德布雷与社会学传统加以比较，“尽管媒介学很大程度上是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ix Guattari)的概念中借鉴而来的(也包括布迪厄的文化经济)，但它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德布雷坚持站在不同物和人的本体论立场上。物的历史被认为是累积和线性的，其规则是知识(episteme),而人的历史是非积累和循环的，其规则在意见和信念(doxa)中得以阐明。在观察文化的时候，媒介学看到的是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形态互动”(Harrasser, 2002)。理论和方法的转型显然并不容易，就算“中介行为”在概念理解上不成问题，但事实恰恰是“我们用来研究交叉和混合的工具实在乏善可陈”(Debray,2016：17)。在坚持人文主义出发点的同时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中介出场的艰难之处。

作为中间路线的文化和技术互动的视角，既不站在符号文本上，也不站在技术工具上，这导向了一种极具现实关怀的研究路径。“媒介学所担心的，不仅仅是要求传承的强烈责任，它清楚地知道首先要传承什么,而且,它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将来的重要挑战，即如果我们不为自己提供技术政策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设计出传承政策呢?”(Debray, 2013：210)传承什么、如何传承，这是德布雷媒介方法的现实介入性之所在。他所提出的公民媒介学的11个论题，概括起来就是将“中介行为”作为一种实际手段,使“之间”的领域独立出来，然后描述其中发生了什么(Debray, 2014a：348—350)。

三、德布雷媒介理论的核心观点

德布雷对中介行为的强调，以及文化和技术互动的出发点,奠定了其媒介理论的基调。但并非所有关注媒介的理论都叫媒介理论,故而这里需要澄清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在什么意义上为“媒介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及其诸要点为何。

“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作为一个术语被梅罗维茨提出，或许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媒介理论与媒介环境学的关系密切(Lum, 2006；Strate, 2006)；二是媒介理论从每一媒介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质出发;三是不同媒介特质指向的是不同人际互动关系的生成(Meyrowitz,2009)。德布雷的媒介理论与媒介环境学共享一种生态学的思维方法;他将媒介圈划分为话语圈、图文圈、视频圈的做法也同样考虑到了媒介特质的主导意义;中介行为的概念当然也包括了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和梅罗维茨所提出的媒介理论具有对话和比较的学理价值，但重点在于不同之处。

波斯曼(2007)认为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梅罗维茨(2009)所列举的12条媒介特质也多针对“传播媒体”。然而,德布雷(2014a：4)视野中的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杯咖啡、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一个图书馆的浏览室、一个油墨盒、一台打字机、一套集成电路、一个歌舞剧场等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因为他将它们视为媒介环境，或它们仅仅能激发特定类型的人际互动。“它们不是'媒体'，但是它们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视野。”首先,德布雷不仅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史,也看到了人与物的关系史。其次,无论是哪种关系，都建立在或人或物的中介行为上。最后，对媒介技术做规范性的考察,以求在“媒介旋涡中自救” (Mcluhan, 2004 ：1—2)并非重点，德布雷的旨趣在于对文化在传承中的诸多细节做描述性的工作,他尝试超越不可知论,并记录一些标记和轨迹。

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并不是一套新的“学说”，而是一种思维方法。他一再强调,唯一的、纯粹的媒介并不存在，无论把媒介定义得多宽泛或是多精准，都是不得要领的。所以他用中介行为这样一种“考察的视角”来界定媒介，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方法构成了他的对象。此外，德布雷的媒介理论总是从不起眼的细节出发,但这些东西并非幽暗隐秘的，恰恰相反，人经常看到所以视而不见，就像健康对于身体好的人来说显得自然一样。他还指出，类似的视而不见比比皆是，结果掩盖了过程，已经得到的东西隐藏了获得过程的偶然性。诚然，德布雷从小处着手，但又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划清了界限,后者将“分散”定为知识的高级面貌，将“尖端”作为风格的指标，将“碎片”作为可靠的格式和印记。虽然德布雷不刻意追求普遍性，但是他认同孔德的观点:最不完美的一般性在理论上都要好过纯洁的特殊性。他的媒介理论大开大阖，动辄观照数百年的宗教运动、全球性的政治运动等，但他又始终紧扣时代的主导媒介，从中观的媒介圈着手观察并描述文化和技术如何互动，并秉承一种真正的公民素养为人类的文化传承负责。

归纳起来，德布雷媒介理论的核心观点和独特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凸显媒介载体,并同时紧扣中介行为过程。如果说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警示既有研究对媒介内容的极度偏爱，使研究者的目光注意到不同类型或个别的媒介之特质，那么德布雷则是欣然接受这一视角。但无论是媒介理论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学者，关注的仍然是具有传播功能的媒介,尽管这些媒介业已超越了德布雷所竭力撇清关系的现代大众传媒。德布雷的理论所凸显的媒介载体首先以一种物质性的面貌出场，这种物质又被纳入广阔的中介行为过程当中，所以它不一定要传播和扩散,往往不在传承之中。一张特定的桌子能够成为一部重要作品的中介，这一作品又可能掀起特定的运动和风潮。一辆自行车也能够成为“地理爱国主义”的中介。所以同样关注媒介载体,德布雷更看重其所处的行为过程。

第二，立足于媒介的双重身份，尤其关注作为一种实践的媒介。所谓的双重身份即媒介的“组织性的物质层面”和“物质性的组织层面”。这里的物质和组织都要作为动词使用。物质层面的工作属于传承的逻辑特征，一个观念要寻找物质载体、一种宗教需要物质凭借、一个指示需要物质运载,等等。组织层面的工作属于传承的战略特性,例如舆论机构的组建。这样一种视野首先是被诉诸实践的，对此德布雷自身就深有体会。1965年,德布雷前往革命中的南美洲,不仅亲眼见证了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而且也参与到拉美革命当中。1967年他将革命经验写成《革命中的革命》这一物质载体。在书中，他试图回答的是媒介学的根本性问题，即一个观念如何发展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东西、一种精神如何能获得实体。据德布雷(1972：50)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内容是一个总括性的纲领，容易传递，可被迅速阅读和消化。或许正是这一物质的组织特性才让后来德布雷的一个狱友声称是这本书让他陷入囚牢，并且也成为判案物证。正是这一点激发了德布雷对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归因书籍的反思，他随即标记出三个媒介学的开路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了政治生活在文学圈中的传输途径和手段，以及革命教育的诸种做法。丹纳(Hippolyte Taine)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中为启蒙运动找到了一个器官——律师、记者和百姓的话语艺术，还有场所——沙龙、剧院、咖啡馆，以及环境——包房、圈子、学院、协会等。科尚的《大革命与自由思想》和《思想的社会化(1750—1789)》将文本和信息、场所和空间、组织和体制等要素结合起来重建一组具有生动连续性的序列，并且判定了媒介化的决定性时刻，即建立一个机关、一个网络、一个“机器”时。此外，他揭示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存在于它统一和整合的功能中,“价值”远没有“价值共享”重要。于是,德布雷(2014a：211-213)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人们往往是出于一种“替罪羊动力学，，的心理,才在事件发生之后习惯于找一个创始人;二是改变世界的并不是观念，而是拥护观念的人，人的信念才是活体，实践才是真正的发动机。

第三，反思人类处境,指向诸种信仰机制的探寻。革命运动的经历刺激了德布雷对人类生存的观照。为何特定的中介行为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效应？这类提问方式也是较为独特的。诚然,从长时段的人类文化史来看，不同的媒介特质形塑了特定的传播偏向，但是，为什么特定的媒介在特定的时段成为可能呢？这除了跟前面提及的物质和组织层面的工作有关，也跟媒介圈的思维方式有关。媒介圈的不同阶段总是勾连起媒介技术的不同阶段，从媒介圈的角度来看媒介特质就会更注重某种人类处境的辩证性,即人身处其中，与媒介互动并受其规制洞时媒介背后的无形系统又自主于人类。前半部分通常容易理解，后半部分则暗示媒介技术的某种自主性。所以当德布雷的博士导师达高涅在《影像哲学》(1984)中建议后续研究去“思索影像以及影像的变化”时,德布雷则批判性地转化了这一建议,将这句话中“以及”的内涵赋予本质性的高度，认为影像“生产中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导致本质和地位的变化”(Debray,2016 ：128)。换言之，由于生产影像的物质手段和技术工具不同，所以影像也就根本不同。德布雷(2016：122)从可见之物追溯到目光，试图以一种绝对外在的历史方法对影像实践进行研究,对“看”的方式作出差别性分析。而“图像统治(iconocratie)”是受西方宗教影响深远的“信仰机制”。可以说，德布雷对信仰机制的探讨与对作为信念的媒介信息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德布雷(2014a：36—42) 一再强调，媒介学关注和擅长的就是“确信”的领域，而非真理。正是信息、相信、确信、信念、信仰等才将人类文化组织起来。德布雷旁征博引，突出“想象的现实重要性”，指明“统治就是使之相信”，强调“使之相信，就是使之做”。通过将信仰的形态同其扩散手段连接，媒介学才能有效进行对历史的分析。

第四,现实介入意图明显,思辨人类社会未来。事实上,德布雷从早年参与政治革命，到近来关注媒介革命,所秉承的思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到了 21世纪,德布雷(2014c：23)更明白，关注了这么多年的政治革命，都是时起时伏循环往复的，“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以至于今天对政治的批判必然成为媒介批判。“如果要我说当今世界上哪些是最大的权力,恐怕就是金融资本和大众媒体，一种最大的硬权力和一种最大的软权力。” (Debray,2014c：102)尽管德布雷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媒介学与大众媒介毫不相关，但在所有作为感觉介质和社交模具的东西中，大众媒介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媒介技术的革新意味着传递方式的变化，传递方式的变化则往往会激发出政治热情。技术革命往往也是政治革命，但反之不一定成立。不难想见,强调实用和效能的德布雷知识分子立场必然会介入大众媒介及其批判中。德布雷在2000年之后出版的《圣火:宗教的功能》和《现代神话:各种文明的对话》等著作中,也指出现代媒体既是当代文化创造与传播的载体，又是整合当代社会强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力量的中介性手段。

第五,立场上主张结合媒介研究与符号学研究。最后一点在研究操作的层面或许不算独特，因为事实上“媒介理论”也不可能完全丢掉“媒介内容”。但在学术立场上，德布雷却明确地站到中间的钢丝上。在一处脚注中，德布雷(2016:90)用最浅白的话调侃到，文人中多有文本上的大家，但是他们不重视文本的中介行为过程，而其对立面的传媒人则深谙中介之道，却过于关注传播以至于忽视了讯息。将两者结合起来是最为困难的。这完全可以留作开放式的讨论和反思:麦克卢汉们是否对内容偏见矫枉过正？索绪尔们是否对媒介视而不见？后续研究者们是否切实完成了媒介与内容的互构、技术与文化的互动、观念与物质的互相作用？

结论:作为方法的“媒介”与“中介行为”

德布雷的“媒介”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套新的学说，它之所以在媒介理论的版图上占得一席之地，是因为作为中介行为的媒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在媒介学完整的推理框架中，中介行为(抑或“调解”)作为人类起源和存在的基础特征，指引观察者关注多重性质的中介事实和信息方式。所谓“多重”有赖于中介行为的过程性，过程决定意义，不同的中介和信息在传承中等待发掘。同时，中介行为作为一种视角还提供了一套全新的逻辑，汲取生态学方法的营养。中介行为需要结合作为领域的“媒介圈”来考察,这一打破二元对立的核心概念指引观察者在思维过程中注重立体的勾连,将技术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从文化和技术的互动出发，探查人类生存的缘由。德布雷的媒介理论以人类文化作为旨归，为我们理解自身以及不同时空范畴中的传播活动打开了思路。但是他屡次谦虚地指出媒介学“只是一种工具”，“方法”构成了他的对象。所以本文最后试图进一步阐明作为“方法”和“工具”的德氏媒介理论到底所指为何。

这一方法首先是从“实践”的层面上来说的。对于德布雷自己而言，媒介学就是实践和经验之间的来回往复。在他早期的政治经历中，他首先将媒介思想应用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这些实践也成为调整媒介理论的标尺。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又将媒介思想应用到信念和图像效能的考察中，试图对西方的观看模式作出媒介学阐释，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生产实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自己从未在介入社会现实层面时懈怠，一方面他的身份在不同领域不断切换,另一方面他也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传递着知识分子的信念。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是融贯到思维方式中的行事状态。另外,这一方法也有其学理性和思想性的层面。如果中介行为是人类无法逾越的媒介学条件，那么我们的理论探索也无不在“媒介”的影响之下，从“我研究媒介学”到“存在媒介学”的过程无疑是认识论上的一股力量，但是它是通过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获得合法地位的”(Debray,2014a：178)。也就是说,关注到“中介行为”只是第一步，如何最终促成认识论上的扭转才是这里的方法所希望做到的。是否由此出现作为学科的“媒介学”，也许并不是重点，关键是这种方法如何化为一项项研究的基石。

此外，今天中国学者关注的德布雷的媒介理论也不完全是“数字媒介革命”的遗产,作为中介行为的媒介在中国的文脉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德布雷、斯蒂格勒等同一路径上的法国思想家在21世纪以来都加强了与中国的互动，这与其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判断有关。中国历来有“和谐”“中庸”等思想，中文也是音形意紧密结合的，这都与强调人物分离，且将精神、物质加以区隔的西方思想极为不同，中国从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文脉上如此,现实政治亦是如此。中国的皇帝不是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起点，而是上天与民众的中介。例如“清朝的皇帝没有直接体现等级，而是把自己塑造成实现等级的最重要的推动者。皇帝在主持祭礼的时候‘调’(mediate)周遭的礼仪，使自己成为礼仪的中心(即‘中')。他为其他神灵、人和物安排位置，把它们包括在一个旨在体现皇帝权力的整体之内，突出它们对皇权的重要意义”(司徒安，2014：32-33)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地理观念中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意涵，如丝绸之路乃至“一带一路”，以及河西走廊、辽西走廊、台湾海峡走廊等,它们不仅属于自然地理范畴，更属于人文地理范畴。“走廊”作为一种思想首先突出的便是中介和连接的意涵。这本就是德布雷(2014a：276)考察文化的重点，“作为交易、商业、市场的文化跃进一直以来都依赖有形的地理，这个地理将商品、消息、发明会集的场所指定在具有天然优越性的交叉口,如港口、海湾、走廊、三角洲等。这些地点确定了文化积累网络的顶端，是创造力的灯塔，如传播大陆的路口和出口”。此外，他也认为如果一定要给媒介学找一门学科参考，那就是地理学。理由之一便是前面提到的，地理是考察文化传承的基础。此外，德布雷也欣赏地理学家的工作-----种以基于不同变量的系列描述超越地区性的观察，并且能达到有用的普遍性(Debray, 2014a：11)。

纵使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等蕴藏丰富的媒介意涵,但这是否已经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了呢？德布雷在和赵汀阳(2014c：175)的通信中提到，西方学者都希望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新鲜的原创思想，但是中国学者却竭力模仿西方，这无疑是危险的征兆。“要摧毁一个国家，先要羞辱它的历史。但还有另一种摧毁对方的方式,那就是自己来替别人讲别人的历史。这就是好莱坞的讲故事(story-telling),用令人钦佩的电影影像来讲别人的历史。” (Debray,2014536)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但显然我们对从中国出发的媒介理论的关切是严重不足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历史传承中“中介行为”在丰富性和厚重度上要远远超过西方和其他东方国家。作为一种文化脉络，立足于汉语言的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未曾发生断裂的，如果要探寻人类文化的起源、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命运的未来,舍此又往何处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