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对康有为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虽然上书没有成功，但是科举考试却是出乎意料，超水平发挥，前两次是名落孙山，这次考了个第五名，中了个贡士，但就是因为带头闹事上书一事，受到主考官李文田和徐桐的打压，看来还是政治上不可靠，有搞西化的思想，所以在殿试中人为降到二甲第四十六名，结果失去了进入翰林的机会，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意思。无奈只在工部当了一名7品主事，相当于县处级干部。而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就更惨了，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保守派徐桐淘汰岀局，连进士也没有混上。

康有为

按理说一般人在考上中央部委当上处长后，也算是功成名就，等着一步步往上爬不就完了，但康有为可不这么想。他当时希望能进入中枢，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在第四次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看到这条路走不通，于是辞去官职，转而学习西方和日本，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主要在民智的开启，而开启民智的办法就是办报。办报一是可以唤起民众，解放思想，二是可以借用社会上的舆论对朝廷形成压力，推动变法。

他们办的第一份报纸叫《万国公报》，这是中国知识界办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现在看来也只是幼儿园水平，主编梁启超和麦孟华只写过书，从来不知道如何办报。报纸内容主要有政治评论、西方科学、文化，还介绍西方的“新政”。报纸免费送给京城的士大夫阅读。那知道报纸反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名声大涨，还吸引了不少的志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陈炽、张权等的加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支持，报纸才得以维持。

万国公报

1895年的夏天，在康有为等年轻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全国上下风气大开，谈论国家大事也没有什么障碍，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包括高层的官员、知识分子也以谈论维新为时尚，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组建维新团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就成为最迫切的事情，于是康有为创建了强学会，学会表面上是学术研究机构，实际上就是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这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当今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阶段从1895年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是晚清政治上最开明的黄金时期。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政党，只有些会党和像青红帮这样的地下组织，而朝廷对此是严厉打击的，像孙中山在海外也是成立兴中会、同盟会这样的学会性质的组织。而康有为之所以成立强学会，是想联合社会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开明人士，对朝廷内的保守势力形成压力，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所谓强学，就是研究如何使国家富强之道，这是近百年来，无数人仁之士不惜流血牺牲而追求的目标。所以康有为发起成立京师强学会时，受到我前面提到户部主事陈炽、沈曾植的支持。起初，康有为以“游宴”形式开展活动，也就是组织士大夫在一起坐坐，喝喝酒、聊聊天。经过两个多月的鼓动宣传，学会受到了官僚和士大夫越来越多的支持。看到朝廷没有干扰，他们从最初的恐惧中走出来，听到了自己从没有听到的理论和见解，了解到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逐渐开始相信实行变法的好处，进而认同康梁等维新人士的主张。

强学会地址

其中，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人都资助强学会，并成为学会的发起人。当时，李鸿章也表示要加入，并捐款2000两白银，考虑到他刚从日本回来，名声不太好，所以婉拒了他的捐款。

在强学会成立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原来的社论外，又增加了阁抄、译路透电、西方报纸摘录、全国各省报的摘要、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等五个专栏。使得报纸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赠送的报纸有限，后来居然有人肯花钱购买，于是报纸就顺势由赠送改为营业性的订购与发售。

《中外纪闻》犹如一股春风，古老、保守的京城也逐渐苏醒过来，虽然顽固派经常找茬、捣蛋，但气风一开，就不是保守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的。后来，全国各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后来长沙的《湘报》，成为当时的佼佼者。而梁启超等人则成为报界的领军人物了。

随着京师强学会的发展，受到朝廷内保守力量的干预，理由是违反了结社和党禁的规定，后改建为官办的官书局，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

随后康有为离开北京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帮助下，又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同时，又创办了《时务报》，继续从事维新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大都市，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多的地方。因此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又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时务报

《时务报》由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主办，任主编兼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发行工作，由维新派的干将梁启起任主笔，同时，上海的一些开明人士如黄遵宪、邹凌瀚、孙宝喧、章太炎也鼎力相助。《时务报》共发行69期，为甸刊，每期都有梁启超的政论和时评。这个时候的梁启超年方20出头，精力旺盛，才智过人。一支笔妙趣横生，呼吁变法，抨击时弊，介绍西学，笔力磅礴。一时间“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与梁启超同为报圣的严复，称赞梁启超的文章“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外读者为之一振”。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称赞道：“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梁启超和《时务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当时还是孩童的毛泽东，长大后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其很多文章也是梁启超的时务体风格。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也就是思想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也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后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甚至用公款为下属订报。结果两年来，上至京官大臣，下至府县几乎人手一份，就像现在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似的，成为当时的主流媒体。各省市也竞相模仿办报，对推动变法维新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同时，全国各地的学会也是不断涌现，从1895年到1898年，各地一共成立了76个学会，大多是由知识分子创立，有研究儒学的；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的；有提倡社会改革的，如反对吸鸦片、反对妇女缠足和提倡妇女教育；还有宣传爱国主义的等等。这些学会大多并不是康梁维新人士所办，但都是以康梁强学会为榜样，一时间维新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把所有爱国志士都卷了进来，进而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化打下了思想基础。